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表示：
“热爱科学不是坏事，但科学研究有着严格的规范。“民科”所从事的所谓“科研”，与真正的科学研究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科学是基于现象和数据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和演绎得到的合理认识。“民科”与科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次，真正的科学研究十分重视学术民主，批判和质疑更是科学的本义。所以，科研论文投稿之后要接受严格的专家评审，科研成果要进行同行评议，这都是科研领域最普遍的做法。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科学理论的真伪判别并不会因为是谁提出的而有什么变化。但“民科”们往往不能正确面对质疑，更给不出合理答复，认为科学界在打压他们，甚至认为整个现代科学理论都有问题。
再次，真正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和科研合作。而“民科”们的理论往往横空出世，没有科研传承，他们的“科研”基本靠单打独斗。
民科缺乏逻辑求证的科学方法，按照这种方式做“科研”不仅不会对人类文明进步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往往还会影响个人生活。”
中国“民间科学家”人数之多可谓世界第一，也没见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技术发明和科学研究不能混为一谈。有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科学知识，靠长期的摸索、经验累积甚至灵机一动也可以做到，如果要鼓励的是“民间技术发明”，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批评“民间科学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主张要以思想定罪、禁止“民间科学研究”，所以“民间科学家”的支持者大谈什么思想自由，纯属无的放矢。但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宽容“民间科学家”，却不应该在学术上也宽容他们。在学术上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宽容，为什么要特地去放民间科学家一马呢？他们既然自称在研究科学问题，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研究。有人说这是“科学主义”，莫非想说对科学问题不用科学的标准，反而该用玄学的标准？
更有趣的是，还有这么要求人们宽容荒谬的：“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罪犯挑战警察的勇气，在社会上也不是毫无意义，警察肃清了罪犯，更能显示警察的力量？
“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前沿的科学研究是最具专业化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人人可做，号召人人搞科研，大跃进便是前车之鉴。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 力挺“民科”反映了科学教育的欠缺。教育不是鼓吹一些科学成果，卖弄一些科学概念，而其根本应该是培养学生具有科学思维，理解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最重要特质就是理性和质疑，对任何呈现的结论或成果，都要有理有据地予以接受 或者拒绝。所谓“理”，就是任何科学结论都应该满足逻辑上的自洽，通俗地讲就是要“编圆了”。所谓“据”，就是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应该得到事实依据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多娱乐明星、微博大号、读者网 友力挺“民科”郭英森，与前几年那么多明星权贵热捧王林大师有相似之处。而幕后炒作此噱头的营销号，显然像王林大师一样深谙民众科学素养匮乏的现实，轻易地撩拨就能达到其网络营销的目的。
有人说，科学界也有造假、不端行为、“学霸”作风，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当时科学界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发现是错误的，认为是错误的后来反而被承认是正确的事例，那么，我们凭什么就要相信学术界的判断，不去担心学术界有可能制造冤假错案呢？
第一，个别的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科学界，学术造假、不端行为并非科学界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界的主流。它们恰恰是科学界的主流所反对的，与科学本身水火不容的。它们是科学研究中的不正常现象，经不起检验。
第二，历史上虽然有过一开始被认为是错误的学说后来获得平反的例子，但是这不等于现在被认为错误的学说就是受到了冤枉。事实上，在历史上被认为错误的学说，绝大部分仍然是错的。正如一个被告不能拿与己无关的冤假错案为自己辩护一样，一个科学学说是否成立，要看它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而不能以学术界曾经有过的失误作为自己成立的理由。
第三，科学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科学界发生的种种演变(错误的变成正确的，正确的变成错误的，主流变成支流，支流变成主流等等)，都是科学界内部的事，从来就不是科学界之外的力量所能推动的。非科学因素的干预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科学研究是最专业化的行业，如果连科学家们对某个科学问题都会看错的话，其他行业的人士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科学家们更高明？历史上可曾有过哪个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记者、节目主持人等等人士对某个科学问题的看法要比当时的科学界看法更正确的例子？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最早研究“民科”的专家之一田松曾对“民科”下过定义。“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田松认为，“民科”和“业余科学爱好者”有区别，后者可以爱看星星爱收集蝴蝶标本，但绝不会去推翻颠覆天文学的重大理论。更关键的是后者会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方式与主流科学界交流。
田松把“不能交流”看作鉴别“民科”的核心判据。“民科”大多偏执地认为自己怀揣着天下最了不起的科学理论，任何人的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认为别人不懂，或者认为权威在打压他，或者认为别人要剽窃他的理论。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交流，甚至为了心中的“科学理想”妻离子散。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周云认为，任何科学发现，普通人可以看不懂，但相同专业的科学家群体能够看懂，并有能力判别其高下真伪。正如引力波，其实真正能明白的人没几个，但人们选择相信，因为这一理论得到了科学家共同体的认同和褒奖。“科学家共同体通行的规则就是科学精神，也就是‘拿证据来证明’的精神，而不是说空话的精神，站队的精神，煽情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讲，判断“民科”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还是要看其具不具备科学精神。
“民科”往往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但仍对科学研究怀有浓厚兴趣。一些人出口必惊人、理论必新奇，甚至成了知名“网红”。对待这一群体，需要科学的态度。倘若打着科学的幌子博名博利，则必须给予嘘声和喊打。对于科学，来不得半点浮躁，想要不下苦功便有大成，也就同小说中偏方治百病，吃颗“神药”就能武功盖世没什么两样了。
举凡闻名的科学家，无不是付出汗水和智慧方才推动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脑洞大开、名词堆砌，而首先要树立崇尚科学的态度，经历专业的科学训练，储备扎实的科学知识，积累丰富的科研经验。科学研究也不是夸夸其谈，而要怀有脚踏实地的精神，真刀真枪的实干，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坐得住板凳的静气。说白了，就是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才能在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别忘了，纵使被戏称为“民科”的爱因斯坦、华罗庚，也曾接受系统专业的科学教育，涵养了高深的学养，通过勤勉的努力、苦心的钻研，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才取得成功。 民科被普遍认为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基本科学知识和科学界的“游戏规则”缺乏应有认知，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缺乏共同交流的平台，性格偏执；造飞机，造潜艇，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设计永动机。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很多只是农民和下岗工人，区别于体制内的专业人才，他们被称为“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在互联网搜索，近几年中国农村里至少有二十余人在忙着造飞机，而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已经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研究者就有几十人。
如果细分的话，上述例子中的两类人还不能归为一类。相比痴迷于“推翻达尔文猿变人论”“如何制造永动机”“宇宙爆炸说四大错误”，且一旦被专家批评证伪就认为是被“学术迫害”的人们，通过经验积累而做出一些技术发明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还算是可以沟通的人群。尽管总体而言，两类群体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偏执病。民科中因搞发明创造和研究而被视为“异类”，花光积蓄，妻离子散的大有人在。
没有专业知识的零基础科研
尽管面临各种山寨和不靠谱，但很多人依然觉得民间科学家的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值得推崇的，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值得鼓励，不少媒体也为其鸣冤。然而，科学毕竟是有门槛的。没有专业知识，完全从头做起的科学研究发明，无异于“重新发明一个轮子”或者“在沙漠上建一座高楼大厦”。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评价民科说，“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77岁的老人陈敏道，为了解决用尺规作图三等分一个角的难题花了36年，然而近200年前法国数学家伽罗华的群论就可以证明尺规作图不可能三等分一个角，而直到2003年他才知道这是古希腊三大作图难题之一的题目。要么是本身基础知识缺乏，要么是固执的质疑权威，民间科学家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试图一举做出重大科学发现，证明重大难题，推翻重大科学理论，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
与现代科技背道而驰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多学科多部门、多方位系统管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时代。每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每年投资过亿元的新技术研发项目都很常见，而且这些研究人员素质较高，针对性较强，管理体系严密，同时还与社会上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而民间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仅仅缺乏资金、试验、人才、实验仪器和专家指导，更重要的是缺市场信息客户需求、研发管理体系、设备工艺、成本核算等等方面的要求和评价体系。成功的机率非常小甚至机会渺茫。随着专业研究机构研发管理水平的上升，民间发明者的空间愈来愈小，从民间发明到民生应用有了难已逾越的鸿沟，民间发明者视为珍宝的创新，实用价值并不高。
“官科腐败”不代表“民科靠谱”
民间科学是中国社会比较特有的现象，“官科”是任职于“官方（government）”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由于历史原因，没有私营企业和私立研究型大学、私立研究机构；因而，流落民间的科学研究，难以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随着社会的多种经济形态发展，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等，从而，民间科学研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应该将“民科”等同于缺乏科学训练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例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克莱格·文特尔的基因组计划和人造生命等研究，就是典型的民间科学家代表。
对民间科学家的赞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对“官方（government）科学家”的不信任。固然，体制内的科学家能享受到更多的经费和科研资源，也不可否认社会上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教授专家。但官科的权威，不在于学术资源的优势，而在于其对学术成果严格的评价体系。将民科理解为栖身民间的科学家，将学术界定义为官科是错误的，因为它关注的只是行为和发布渠道。
如果一个身在民间的研究者如果以学术渠道为主发布研究成果，接受同行评议，他就不是民科。反过来，一个身在学术界甚至有过杰出成就的人若只能以非学术渠道为主来宣称重大“研究”，那么无论他身在何处，名声是否显赫，起码在该项“研究”中的表现可被视为民科。评价科学成果或者学术水平，应该以研究本身的价值和科学性为依据，而不能因“科学家”在民间就高唱赞歌。
根源在于反智风潮
“民科”现象，在时下的年轻人中已经越来越少，从媒体报道看，也多集中于中老年人，而且经历过文革等社会动乱时期，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仅具有中小学知识水平。除了教育匮乏的背景，他们其实也是反智运动的受害者。自五六十年代起，从官方发动群众搞得热火热火朝天的土法炼钢和土法造坦克，到文革时期蔑视正统学科，夸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无一不是在解构科学的权威和反智。
这种传统，在科普和基础教育做的好的地方，基本已经没有可供发育的土壤。但在田间地里，在得不到教育资源的地方，接触不到现代科学的人，仍然怀抱一个伟大的科学梦，哪怕这种科学梦到最后只是一个科学妄想，但在他们眼中，神圣不可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