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 。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125年),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 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125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124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 。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 。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前1123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
纣王因大军前往东方征讨东夷,临时组织囚犯抵挡,结果囚犯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管叔鲜掌管,庸由蔡叔度掌管,史称“三监”。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 。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 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 。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 。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 ,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 ,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 。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 。《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 ,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