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23-03-11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人均产值从47,203元人民币增长到53,935元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7元人民币增长到23,821元人民币。人均消费从14,491元人民币增长到17,111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均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产值的比重从42.72%上升到44.17%。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保持在71.53%左右。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人均消费占比从30.70%上升到31.72%。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重，从总体上反映的是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中国大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不到50%，也反映出中国大陆的产值结构中，居民的收入占比较低。
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居民的消费欲望，也反映出居民财富积累的速度。由于人均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为统计数字，因此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贫富的差距。人均消费占比越高，贫富的差距也相应越大。
人均消费占人均产值的比重，反映出经济循环的效率，人均消费占比越高，经济循环效率越高。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调整了统计口径，自有住房租金收入和支出分别被计入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因此，2014年后的数据，无法与之前的数据进行对照。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看，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经济循环效率较低。这也与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有直接的关系。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构成了劳动性收入。劳动性收入是中国居民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75%左右。劳动性收入所得，是居民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也是人均收入中，可自由支配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财产性收入主要财产净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红利收入、储蓄性保险净收益、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出租房屋净收入、出租其他资产净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收入的比重接近8%。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财产性收入，因此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可以反映出贫富的差距，财产性收入占比越高，贫富的差距越大。由于自有住房租金被列入了财产性收入进行计算，因此，财产性收入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有房户和无房户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地区的商品房价格差异。由于包含了自有住房租金收益，因此，财产性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财务收入，并不是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现金收入。
粮油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消费，构成了居民生活的日常消费。这部分的消费基本都与货物的消费有关，属于刚性支出。日常消费占人均消费的比重在44%左右，是人均消费中，最重要的消费支出。
居住消费是人均消费中，另一个主要的刚性消费领域，居住消费占人均消费的比重在23%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自有住房租金支出被列入了人均消费的原因。
中国大陆人均日常消费占劳动性收入的比重在42%左右，用于其它消费的劳动性收入不到60%，其中，城镇居民日常消费占劳动性收入比例较低，农村居民日常消费占劳动性收入比例较高。
中国大陆人均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在200%左右，这也反映出按照新的统计口径，财产性收入无法支撑居住消费。特别是无房户，居住消费的压力更大，劳动性收入中，有更多的比例要被用于居住消费。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较高，房屋租金价格较高，所以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在155%左右，而中国大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低，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比例高达700%，这也说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的收益较少。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从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的内向型经济转变，要想通过内需拉动来消耗过剩产能，必须要提高日常消费品的消费规模，这首先需要通过提高资本转化为流通产值的效率，在提升可流通产值的同时，增加就业和劳动者报酬比例、其次，需要降低居住消费的成本，特别是无房户的居住成本，从而使得更多的消费进入日常消费领域。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产值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广东、山东、辽宁。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河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山西、西藏、贵州、云南、甘肃。
对比地区总产值的排名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东部地带的省份人均产值排名都比较靠前。而四川、河南等地区总产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人均总产值却排名后10位。就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而言，人均产值比地区生产总值更具备说服力。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产值比例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云南、山西、甘肃、安徽、江西、广西、上海、黑龙江、四川、贵州。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重庆、青海、西藏、福建、吉林、山西、山东、江苏、内蒙古、天津。
受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产值的比例与地域的相关性较小。不过福建、山东、江苏、内蒙古、天津等5个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产值的比重较低，说明这些省份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于人均产值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人均产值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关性较差，总体收入水平低于同类地区，富裕程度较低。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青海、甘肃、宁夏、四川、新疆、天津、内蒙古、贵州、广东、陕西。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上海、江苏、河南、北京、西藏、浙江、广西、江西、山西、山东。
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反映出居民的消费意愿，也反映出居民的财富积累速度。比例越高，消费意愿越强、财富积累速度越慢、贫富差异越小；比例越低，消费意愿越低、财富积累速度越快、贫富差异越大。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消费与人均产值比例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甘肃、云南、四川、安徽、贵州、黑龙江、湖南、山西、上海、青海。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重庆、湖北、福建、陕西、吉林、西藏、内蒙古、江苏、山东、天津。
人均消费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反映的是本地经济循环效率，比例越高，本地经济循环效率越高，比例越低，本地经济循环效率越差。
本地经济训话效率差，意味着居民的生活水平与人均产值的相关性较差。内蒙古、江苏、山东、天津等省份，人均产值排名在全国前10，人均消费与人均产值的比重排名全国最后，也反映出这些省份的居民生活水平与其人均创造产值的水平相差较远。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日常消费与劳动性收入比例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重庆、甘肃、青海、西藏、天津、贵州、湖南、新疆、陕西。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广西、吉林、广东、河北、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西、山东。人均日常消费与劳动性收入的比例，反映的是日常生活刚性消费与现金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说明刚性消费比例高，现金收入用于其它消费和财富积累的比例较低；比例越低，说明现金收入可用作其它消费的比例越高，财富积累速度也越快，高收入阶层居民比例较高。
总体来看，东部地带的省份，日常消费与劳动性收入比例较低，现金收入可以用于其它用途的比例较高。
天津是全国人均产值排名最高的省份，日常消费占劳动性收入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占比较低，同时也说明天津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收入比例较少。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比例平均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宁夏、新疆、吉林、青海、贵州、西藏、安徽、黑龙江、湖北、辽宁。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为山东、重庆、福建、江苏、天津、广东、上海、浙江、云南、北京。
人均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关系，反映出居民财产的富裕程度，这个比例越高，居民拥有的财产价值越低、产生的收入越低、需要通过其他收入支撑居住消费的压力越高；这个比例越低，居民拥有的财产价值越高、产生的收入越高、需要通过其他收入支撑居住消费的压力越低。
总体来看，东部地带的省份，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居民拥有房产的比例较高，房产价值较高，因而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较低。
虽然，从新的统计口径，我们只能分析从2014年到2016年，人均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的数据，无法从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去分析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仅仅从人均产值一个指标是无法分析出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
仅从上述的部分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形势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较低，会影响到人均消费的增长，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投资不能转化为流动产值进行交易，是无法最终拉动消费，进而会造成资金流动困难、经济循环效率下降。
中国大陆受地域和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受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大，同属东部地带的天津、山东、江苏等省份，人均可支配输入比例较低，本地经济循环能力较差，人民生活水平与人均产值水平的差距较大。
从人均日常消费与劳动性收入的比例看，东部地带省份居民，这个比例较低，有更多的劳动性收入可以用于其它用途，而中西部地带居民，这个比例较高，可用于其它用途的劳动性收入比例较低。
另外，从人均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看，东部地带的省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财富积累速度较快，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比例较高，而中西部省份，享受到的比例相对较低，需要占用更多其他收入来支撑居住消费。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比例更是较少，居住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镇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反而加重了农村人口的居住负担。
从人民生活水平看，东部地带的省份居民，有更多的现金收入可以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财富积累，相关的第三产业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而中西部地带省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日常消费和居住消费占现金收入的比重较高，在没有通过工业化完成收入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