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现存史料都找不到有关
诸葛亮纳妾的记载
搞历史的人都会讲两个原则：一是野史不可取，二是孤证不立。没错。可正史中没有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就只能凭借野史了，只要这野史不是一家之说，不是“孤证”，姑且借用一下也无妨……但是叫人“为难”的是无论是野史、〈诸葛氏族谱〉，还是一些笔记小说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有关诸葛亮纳妾的记载，民间传说也没有（民间传说只有关于他和黄月英的），这就值得注意了。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是少有的一位连一条“蜚闻”都没有的名人，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八卦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爱好，更何况还是针对诸葛亮这样的“名人”。我们都知道，赵云有拒纳樊氏的故事，
关羽也有屡求秦妻的事情（皆见裴注），其他许多人，如
曹操、刘备、孙权、周瑜甚至荀彧的儿子，寿志裴注里对他们的妻、妾情况都是有记载的，可诸葛亮这样一位令陈寿不惜浓墨重彩记述的人物，没有一处提到他的妾室，裴注里也没有，其他史书上也不见记录，甚至连一条有关他的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都没有，和一些蜚闻众多的名人一比，不得不令我相信诸葛亮他确实不存在纳妾的可能了。
认为诸葛亮纳过妾的人往往只有一条理由，即诸葛亮给李严的信中提到的“妾无副服”四个字。他们认为古时妻是妻，妾是妾，不可混用，而“妾”字只有在作谦称时才指自己，如“妾身”、“贱妾”，作第三人称时只能指“小妾”。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语言这个东西，定义是一回事，用起来却是灵活机动的，古今中外皆如此，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试举《史记·管晏列传》为例。司马迁在描述晏婴生活简朴时特别写道：“（晏婴）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什么意思？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就是说晏婴一家人吃得很简单，而晏婴的小妾也不穿丝绸衣服。可这么理解我觉得很别扭，难道晏婴的小妾生活很朴素，他的妻子反而很奢侈吗？我们都知道晏子的正直与简朴是出了名的，连一向鄙视政客的
孔子都对他赞叹有加，司马迁还特别把他和管仲并列作传，这样一个人，会对妻妾搞双重标准吗？说不定他自己在家穿的都是麻布衣服呢，何况妻妾？既然不是双重标准，那为何只谈“妾”不谈“妻”呢？难道晏子的小妾比他的妻子更值得载入史册？所以我认为“妾”字在这个地方并不当然就是确指他的小妾。对于诸葛亮的那句“妾无副服”我们同样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您非要咬文嚼字也无妨，我们可以从“妾”字的释义来说。
“妾”字有三种解释：
1. 女女仆。
2. 男子在正妻之外娶的老婆。
3. 古代妇女对自己的谦称。
第三种显然排除掉了。那么，无论是“妾不衣帛”还是“妾无副服”，取第1和第2两种解释都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不符合人之常情。你想，司马迁是在写
《史记》为晏子作传时提到的这个“妾”字，而诸葛亮是在写给同僚的信函里说起自己家庭时提到的这个“妾”字，他们何以通通避开妻子不谈而首先就把小妾甚至婢女抬到字面上来了呢？难道晏子也好，诸葛亮也好，他们的“妻”就真的不如“妾”，甚至不如“婢”吗？ 况且，司马迁要“表扬”晏子也好，诸葛亮要“表扬”自己也好，在这里，抬出“妻子”比抬出“小妾”更具说服力吧！因为妻和妾的地位毕竟是很悬殊的，小妾穿得朴素不见得全家都朴素，小妾生活简朴不见得全家都简朴吧！那为何通通不谈他们的妻子呢？难道他们的妻子就那么不值一提吗？所以，很显然，我们读古书不能望文生义，有时候还真得结合实际情况，结合人之常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关系以及写信人的动机来分析。这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信。诸葛亮和李严的关系并非那么融洽，因为李严这个人多少有些心术不正。但诸葛亮考虑到李严和自己一样同为托孤重臣且正值用人之际所以一直没跟他撕破脸，而且每每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感召李严。诸葛亮写自己“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不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廉，主要还是想给李严提个醒，让他端正思想，和自己一样做到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为先帝未竟的事业无私奉献。出于这样的用心和动机，诸葛亮怎么会在信中流露出自己在家庭生活方面对妻和妾的不同待遇呢？或是显示出他的小妾深明大义而妻子反而有奢侈铺张的嫌疑呢？
再说哪个简朴之家会养小妾呢？我只听说古时候的士大夫们一旦生活陷于窘困（或丢官或遭贬）都会遣散家中的侍妾、歌姬和奴仆，因为再无那个“余财”来豢养他们了。诸葛亮家的日子并不宽裕，会去养小妾？我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总之，说“妾无副服”中的“妾”就一定指诸葛亮的小妾，我觉得不通；凭“妾无副服”四个字就咬定说诸葛亮一定纳了妾，我也觉得不可靠；而仅凭这四个字就作为诸葛亮纳妾的证据，就更是欠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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