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它的作者和读者某种阴暗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能容忍。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还可以忍受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对应措施。
前年 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 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
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绝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韩国运动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队几十年来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剽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 11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的进步和日韩相比，依然黯然无光。
差在哪儿呢？前韩国国家队教练崔殷泽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但他就是不明白中国队员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中国的职业球员是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的。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不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就是为此，这个人口仅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上个世纪 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足球这样吗？脑子里的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哪儿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儿，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
中国的端午节，韩国人要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韩国，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与珍视。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
中国学者彭林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了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拜访的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节。中秋节与端午节、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国极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在世之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中国曾把“四书五经”、“忠孝节义”当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影视又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然而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 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
韩国 20世纪 60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韩国人和中国人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佛教被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的急躁让他们踏上了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
在 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旧日的生活习惯，而且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 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 11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产的汽车要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现代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大幅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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