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145弄，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近邻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得知他的故居。 从四川北路进入山阴路，右手边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所以居住在附近几十年的我，除了四达里外，一直搞不清恒丰里和恒盛里的具体区分。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而且四达里和恒丰里的大部分属于石库门，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象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
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69弄则是石库门建筑。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84号（今69、70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
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
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
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不支叛变，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
陈延年被人称为“小列宁”。7月4日深夜，据说被乱刀砍死。时年仅29岁。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1985年1月，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原来挂在弄口的木牌现在已不见了踪影，90号门口一边悬挂着一块小小的上书“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的白色铭牌，旁边还有一块班驳的小木牌，上面“虹口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七号基地”的红字已模糊难辨。据2001年6月《申江服务导报》上一篇文章报道，90号的大门里有块刻着“陈延年在沪革命活动地”的石碑，但此处是民居，我去了几次，不论前门还是后门总是紧闭着。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章克标在《难忘1.28》一文里有这样的回忆：“就在那时（指1932年，作者注）我住在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底施高脱那里（现山阴路），战争发生就逃难出来，那里是日军登陆进攻闸北的要道。我同方光焘、胡愈之三人共同租住在那里的四达里，即东面的另一个里弄，名字已忘记的，建筑较四达里为好的三层楼名叫花园洋房，是胡先生去找到房子而租下来的，似是英国商业广告公司的产业，房租每月90元。四达里是个很大的里巷，有一二百号房子，石库门式的，但也是三层楼，有好多条支弄可走。我们进出就是要经过四达里的支弄才走上施高脱路，再到北四川路搭车外出。我们这些洋房，其实一共才一排朝南的十来号，而且只有这一排，名叫花园洋房，其实只有大门前一块小小草地罢了，并不成其为花园的，草地上面就二楼、三楼的阳台。说起来也不过是石库门的大天井那样罢了。房子的建筑是比较好些，房间也宽大，而且有浴室及卫生设备，前楼后楼分开，当中隔条走廊弄，后楼小些，不过是北向罢了。三楼上面还有一间屋顶搁楼，也可以住人，或安放物体。所以住三户人家，也并不挤拥。”
根据章克标的描述，他们居住的应该就是恒盛里，因为恒丰里和四达里都是石库门，唯有恒盛里才是花园里弄。 山阴路的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民国18年（1929年）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今秦关路44弄）13号，自学并在中华艺术大学听课。民国19年与杨伯凯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办辛垦书店，被推为董事长。民国21年10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始用沙汀笔名，同年退出辛垦书店，迁居四达里，加入左联，民国22年任左联常务会秘书。同年秋，迁居姚神父路天祥里（今天平路）。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席俞国桢（1852－1932）也曾在四达里暂居。1932年“一.二八”事变引发凇沪抗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时江湾为战区中心，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永志堂屋顶被炮弹击中，损失惨重。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林鸿斌住所。同年俞国桢应邀前往浙江温州讲道病逝于那里。 山阴路的兴业坊（165弄）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在兴业坊建成后两年，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建造了浙兴里。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盛中华的父母均为著名音乐人，他们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长子盛中国9岁便在电台灌录节目，后来到苏联留学，1962年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小提琴比赛中获得荣誉奖，是最早为中国赢得国际奖项的音乐家之一。近年来，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盛中国和他妻子、日本青年钢琴家濑田裕子女士回国举行独奏音乐会或慈善义演。其妹盛中华也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革期间我曾听朋友讲起去她家学琴的事，当时也没在意，所以不能确定她是否她一家都在此居住过。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数月后迁至霞飞路。 从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间走进几十米就是文华别墅（今山阴路208弄）。文华别墅也是三层红砖房，但式样明显好过她两边的建筑，三楼有挑出的半圆形铸铁阳台。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黄竞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获经济学硕士。1929年归国后，任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因革除时弊，为上级所忌而去职。抗战期间他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开始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抗战胜利后随中央银行复员回上海，即参加民建，协助他父亲处理要务。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遂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关系，对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挺进。4月24日夜黄炎培在北平向上海广播，要求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运动”，当时在上海的民建成员大都没有收听到这条广播讲话，约一星期后才有一位地下党员秘密告知竞武，并要他注意隐蔽，以防危险。秘密联络点的同志为他联系了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执意留下工作。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银行，被潜伏在那里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仅43岁。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政府经多方寻找才在南市车站路190号伪警备部检查处牢房旁的空地里挖出黄竞武的遗骸。但见腿折目突，惨不忍睹。周恩来、陈毅市长等都致电黄炎培悼唁慰问，并举行了隆重追悼会。黄竞武灵柩安葬于川沙烈士公墓。 山阴路的末端有一条叫“青庄”的里弄（今山阴路343弄），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这种篱笆围墙在上海城区比比皆是，透过竹子间的缝隙，隐约可见里面的花草树木和屋檐墙角，颇有些田园风情。旧时的青庄里边有一片如茵的草坪，草坪上立着一架墨绿色的儿童滑梯，我们小时候都习惯加上个叠音叫“滑滑梯”。
青庄的1号住户显得与众不同。解放后资本家的汽车早就不见了踪影，汽车间也成了居民的住房，可是青庄大门口的汽车间里却总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华沙牌轿车。每天早上司机将汽车开出，一位瘦小的老头从家里出来坐进汽车绝尘而去。那位拥有专车的老人叫吴耀宗，是当时著名的宗教领袖。
青庄的3号住着另一位宗教领袖刘良模。 1992年一个梧桐飘零寒气逼人的下午，山阴路上走来一对中年男女。男的略显清癯，上穿皮茄克，下穿牛仔裤，足蹬旅游鞋。他挽着的女子着一袭灰色薄呢风衣，一头齐耳短发倍显精神。在当年，他们的装束一望便知是海外华侨或港台游客。他们走走停停，时而看看门牌号码，时而对照手里的纸条，脸上露出茫然和失望的表情。在一热心路人的询问下，才明白他们是来山阴路寻根的。原来该男子出生在施高塔路，解放前夕举家去了台湾。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思乡心切，特嘱儿子回来寻找故居，让他拍些照片带回台湾。他手中的纸条上是父亲亲笔写的地址：施高塔路100号。
热心路人对这地址同样茫然困惑：施高塔路即山阴路，这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但山阴路上却根本不存在100号这个门牌号码。于是古道热肠的路人又把他们带到自己一位龚姓朋友家，让朋友一起出谋划策。殊不知龚姓朋友也一头雾水。就在那对男女失望到致极时，龚问男士能否再提供一点线索，男士遂拿出父亲画的简略地图。根据画上房子的摸样和房屋走向，龚把他们带到了209弄。男士一进弄堂便高声欢呼起来：“对了！对了！就是她！就是她！”接着他熟练地找到自己过去的家——如今的山阴路209弄4号。
209弄与山阴路四达路口以及溧阳路的房子一样，都是青砖墙体、四面坡红瓦屋顶的英式洋房，每两幢连在一起，房屋和花园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镶嵌着砖红腰线，圆形的门窗中央都有既美观又在力学上起到坚实稳定作用的拱心石。男子的父亲过去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209弄就是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
几天后，当这对男女提着礼物专程来拜谢龚时，龚先生才知道，原来那男子就是台湾的著名导演杨德昌，而那位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后来在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台湾歌星蔡琴。当时的大陆人对蔡琴还相当陌生，对杨德昌的大名更是一无所知。杨德昌自1982年和陶德辰、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In Our Time 1982）后便声名鹊起，而蔡琴则早被誉为台湾歌坛的“丝绒皇后”。 工部局越界筑路时，施高塔路大概一直是筑到欧阳路前的，因为那一段路上的房子也都是很漂亮的花园住宅，而且我所居住的祥德路2弄原来的名称是“山阴路祥德村”，我家后面12弄叫山阴路七友小筑，48弄那排绿砖砌成的内有日式拉门的房子叫山阴路绿苑庄。发生在1940年的那桩惊天血案，也在当年被说成是发生在施高塔路。
1940年10月13日的《申报》有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报上所说的傅筱庵时为汪伪上海市市长，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旧时的傅宅今为祥德路26弄2号，当年是日本人为他物色的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