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未必胜于雄辩
禅宗有言：“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手指头只是指导我们看清月亮的手段，而非月亮本身。而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当然也不是事实本身。但在一个信息不畅、媒介有限的世界里，媒介就垄断性地决定了事实真相。
所以，“事实”，有时候不一定胜于雄辩，因为确确实实有“雄辩”者，垄断了事实真相，制造舆论，用雄辩击败过事实
尽管我们很不愿意，尽管我们很明白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希望凡事都能让事实来说话。
但是，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在历史上，“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的例子”实在太多，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确实“雄辩”没有用武之地……
（看似在承认对方的“事实胜于雄辩”，但，实际上，要记得提醒大家，只有“事实”被“众所周知”了，也就是必须满足很高的条件、要求，才能胜于雄辩）
如果您有兴趣，去《战国策》找找，遍地都是“雄辩胜事实”的历史案例，在那个时代，是类似
苏秦张仪这样的雄辩家纵横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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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人帮到底，我花时间去找了几个历史故事，也许你能用得上
第1个故事：同一个事实，雄辩者如何解读，决定了所谓的“真相”
秦国派
樗里疾率领100辆马车去访问
西周，西周君用100名士卒的盛大仪式出城欢迎，仪式隆重，非常重视和尊敬樗里疾。
楚王知道以后大为愤怒，严词责难周君不该这样重视秦国使者。
周臣游腾就对楚王解释说：
“以前晋的智伯要讨伐仇由时，先赠送由一口大钟，仇由为了能用大车运这口大钟，就特别修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谁也没料到智伯却乘机由这条道路进兵攻击仇由，仇由终于因此而灭亡，这主要是因为仇由没有防备的缘故。
齐桓公攻打蔡国时，表面上声称去攻打
楚国，实际上却是讨伐蔡国。
如今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凶猛无比，还有吞灭
周朝的野心，秦国派樗里疾率领100辆战车到西周时，周君当然非常害怕，于是心里以当年的蔡国和仇由的事情作为警戒，在欢迎仪式上派手持长柄武器的士兵走在前面，派手持强弓的士兵走在后面，名义上是欢迎、保卫樗里疾，实际上是围住他。周君难道不爱他的国家吗？惟恐一旦被灭，对您楚国也不利，这是为了大王担忧啊。”
楚王这才高兴起来。
（不管西周君是欢迎樗里疾还是防备樗里疾，整个仪式是完全可以有多种解释的。
事实在于你如何去传播它，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事实本身甚至会起到支配、调遣和改变的作用。）
第2个故事，大家熟悉的群英会
事实的真相是：
周瑜要借刀杀人，除掉
曹操的水军统帅，“雄辩”的方式很简单，一封假的书信。
美周郎不发一言却能迷惑对手的才能，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好人”利用“掩盖事实迷惑真相”的手段，人们就称其为“妙计”；而“雄辩”者采用同样手段，我们就不能接受呢？
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周瑜就是那个用“雄辩”战胜了“事实”，并且受到广泛称赞的人……
事实必定胜于雄辩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在谈判桌上，谁掌握更多的事实和信息，谁就会占据谈判的主动权。
周恩来深谙个中道理，在谈判前必做认真的准备，为自己的谈判方案寻找充足的根据，甚至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实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翔实有力的客观事实，论证自方的立场和观点，使对方信服和让步。
1944年9月，即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此逼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使自己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这一主张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随后，美国政府介入国共和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1月上旬飞抵延安，与
毛泽东直接谈判，达成了有关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为与
蒋介石就此协议草案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两度飞往重庆谈判。
但蒋介石并不接受中共与美国特使达成的协议草案。在他看来，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由此，他提出三点反建议，核心内容是要求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中共可派员参加军委会。蒋介石与中共的差距很大，赫尔利有鉴于此，不仅抛弃了他在延安作出的承诺，而且反过来为蒋介石说项。赫尔利约见周恩来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
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明确答道：联合政府本为毛泽东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说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却说：只要你们“先插进一只脚来”，来日大有可为。周恩来为论证自己的观点，采取了现身说法的方式，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我自己从
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事实说明，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这一充分有力的论证使赫尔利无言以对。无独有偶，国民党代表、法学博士王世杰也劝说周恩来同意中共参加军委会，周恩来问他：“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这是一个难题，王世杰勉强地说：“现在军委会每周至少开会一次。”机警的周恩来马上反驳：“这是会报，不是开会。”“我们要提醒王先生几句，会报不是开会，譬如
冯玉祥、李济深就从没参加开会。”王世杰这位老道资深的政治家，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陷入窘境不能自拔。周恩来以确凿的经验和事实证明：只有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才是民主的，符合各党派和人民的意愿的，其他党派派代表参加政府，只能处于说客和观察者的地位，丝毫不能改变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本质。
有时周恩来为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还不惜亲自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1946年到1947年间，周恩来曾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就黄河花园口堵口和下游复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犯，悍然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溃决黄河大堤。抗战胜利后
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出于加害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目的，下令堵住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为延缓和阻止蒋介石堵住花园口，周恩来不仅详细掌握了黄河堵口问题的多种具体情况的准确数据，而且在1946年7月亲临花园口视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用以论证他“先复堤后堵口”观点。当时的黄河故道，经八年战乱和风雨侵蚀，早已沟壑纵横，堤坝残缺，如不修复下游堤坝，疏浚河道，悍然堵口，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黄泛区，直接危及六百万黄河故道人民。周恩来的观点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因而得到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
黄河下游复堤需要大量的工程款、工粮和迁移救济费，为争取这些经费，周恩来据理力争，反复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如期交付，履行应尽的责任。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代表煞有介事地从所谓工程技术观点出发，说什么“假定”堵口后水并不大，“估计”下游损失并不重，则“无须救济”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人民所遭到的痛苦和损害，必须以科学方法去对待，经验估计和主观假定，皆不可作依据，怎么能把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考虑，放在一个‘假定’之上？！”说得对手哑口无言。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强加于人，是周恩来一贯的谈判风格，在国民外交中是如此，在国际外交中也是如此。在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双方曾就民族问题的处理发生分歧，周恩来始终以事实为依据讲清道理，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由于周恩来坚持以事论理，以理服人，所以他在谈判中的意见常常处于上风，而且使对手容易接受。
追问嗯，能否帮我明确一下最为反方我要把胜于的定义或定位定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