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编辑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进而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编辑本段]解答三：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造成本土中国人在智力上显得如此愚笨？！在创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与挫伤呢？！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后实施的愈来愈严酷的“连带保甲制度”，从思想行为上限止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更别说由此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虽然也有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星点民主思想，但做为儒家提倡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历史悲剧，更造成“棒打鸳鸯两离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等等不讲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私的“博爱”，而是一种由爱已而爱家人，由爱家人而爱亲戚、朋友，从而直至爱民族、国家的一种由已推人的思想，这种以自私为起源而企图使国人爱国的企图与封建家阀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中国人自己乃至亲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从而疯狂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拉帮结派，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在高喊爱国的时候，实际上内心所想的只不过是爱自己最多爱自己的亲友罢了，所以中国才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许多中国人出了家门才想到亲人、出了家乡才想到老乡、出了国才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各朝各代总是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怪现象，这也是中国人“一人是条龙、两人是条虫、三人是头猪”，一盘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儒家违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纲五常”，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抛弃孔孟之道、特别是自宋朱熹以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意识导致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 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发明，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愤而弃医学文，为什么？就在于中国人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处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还热情地去围观，所以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说到“狂人”总是能在那些所谓的儒家经典的字里缝间总是能看到“杀人”二字的缘故。五四运动中称民主与科学为“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中国人就意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说只有科学的产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国人要想求得科学社会的发展不能说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学社会发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旧思想、旧观点。清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是叫彻底从里至外学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个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宪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结果还是没教会抱残守缺的中国人学会民主，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迟滞与破坏。现在又说什么“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我看这些所谓新儒家们是嫌中国人思想意识还落后得不够，嫌老实的、耽于安逸的、散漫的、特别惰于思考的中国人想得太多，再“和谐”一下才好，这岂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也许某些人要使中国人都成了一大群不会思想的猪才会满意吧？！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goujun1994
lz.xg回 goujun1994您强调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四：
中国特有的学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桎梏。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其实，无数的学者也提出过相同的质疑。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中国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级的。然而，看看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汽车、飞机、计算机…..几乎被美国人包揽。为什么聪明的人搞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发明、科研成果？当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环境。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环境。据了解，在美国，科研人员有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科研环境，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明争暗斗，专家们往往能够发挥能动性与创造力。
其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谓“权威”的意见！本人曾经研读过多国文化沟通。用文化的尺度来说叫power distance，即社会等级的森严程度。中国的文化教会人们学会“顺从”：要尊重长者、专家的意见；然而美国的文化培养你“创造力与挑战力”。
在中国，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在学生时代对老师的传授、教科书的观点提出过异议、质疑？学校、单位从XX机构请来了所谓的专家，我们是不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聆听“专家”们的谆谆教导？当然，向他们学习是应该的，然而我们有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从不同的侧面去考虑问题？经常能听到学生这么说：“我们老师XXX说，书上XXX说。。。。。。
然而，约五年前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一本美国编著的心理学入门教材时，我就感受到了颇为不同的口吻。清楚记得有那么几句话，大意如此：“科学家从来对媒体的报道持质疑的态度，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去实验。。。；“我们探索世界靠什么？现成的理论？观察的结果？权威的观点？，你要知道的一点是这些可能都会有偏差。。。。。。怎么办？用实验的方法去论证科学的假设。”
或许在这么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老外更多利用现有知识不断提出并论证科学假设；而我们不断努力学习“权威”们的科学理论。。。。。。中、美科学类教科书读起来感觉布局非常之不同！说通俗点，国内教科书试图传授你真理；老美的书不断给你摆现象，不厌其烦的争论！有点也很烦，似乎遵循着这样的模式：A说了XXX理论，B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最近C又反驳他们的理论，A、B又急了说出了C的问题。。。, 最后针对于此现象标准的科学解释是：没有！自己想吧！当然这只是一些有争议的论题。
有一点说得很对，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权威、专家的话并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比如当年的哥白尼！
也许只有当我们摒弃了权威、专家意见=永恒的真理，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才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两年前，当我说出达尔文竟化论的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观点时，受到多少网友的抨击！他们告诉我，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怎会有错？？然而，对达的竞化论的修改在很多国家数年前就已经完成！还有，在与国内很多热爱心理学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进行交流时，他们总是爱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师、荣格大师。。。。谈着一百年前他们的理论与见解！说来惭愧，接触心理学五个春秋，学习过浏览过的专业书籍保守估计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师的大名还是以前女朋友告诉我的，后来在一本心理学史中终于找到了他老人家，当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点名，不过一带而过！
------mypsychology
[编辑本段]解答五：
关于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在其所著《经济学——入门与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独特的个人看法，内容摘要如下：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霎起林野间注：张建华先生所述不无道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张先生似乎并未作诠释，而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我谨认为，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张先生所述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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