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前是没有太明确的限制的
充斥于明清宫廷的龙纹，不仅仅是君权至上的象征，也见证了王朝的悲哀……
在民间颁布的禁令还没有获得成功，统治者们却已迫不及待地用龙纹来装饰自己。这种喜爱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无非是想要借通天神兽来表示自己的非凡能力，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已。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龙也就成了帝王的标志。特别是明、清两代皇帝，衣、食、住、行，莫不大量使用龙纹。
明代初期的皇帝礼服称为“衮服”，玄衣黄裳，饰十二章。其中衣自上而下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裳自上而下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纹。在这之后，龙衮之制虽几经更改，但十二章纹饰的设置变化不大。十二章中以龙纹最为重要，是衮服上的主纹。 至于皇帝的常服，明代早期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朱厚熜认为这样不够突出皇帝的地位，因谕礼部云：“古玄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于是将常服更名为“燕弁”：“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袵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腰围饰以玉龙九。”（《明史》卷六十六）这样一来，皇帝在平时也被群龙环绕了。（插图1.2）明代佚名画家的《朱由校朝服像》轴为我们提供了天启年间明熹宗所穿朝服的形象资料。画中朱由校头戴翼善冠，袍用黄色云纹缎，盘领阔袖，前后饰正面团龙各一，两肩饰侧面团龙各一；下部左、中、右各设团龙二；整个龙袍的主要纹饰由十二章和十二团龙组成。这种朝服虽为皇帝专用，但不是兖服，而是自明英宗以来流行的次于兖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龙袍与这幅画中的龙袍形制大体相似。
清代皇帝的冠服有冬、夏之分，又按不同用途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等不同规格。礼服是其中规格最高者，一般在举行重大朝会或典礼时穿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帝夏朝服即属于礼服之一。这件朝服为明黄色，两肩和前后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襞积（打裥）前后绣团龙各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下摆饰八宝平水，前后列十二章。真可谓满身皆龙。我们可以看到，清佚名画家所作的《乾隆皇帝朝服像》中，乾隆身穿的朝服与此基本一致。（插图龙艺术26＋27清佚名“乾隆皇帝朝服像”）皇后朝服也大量使用龙纹。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年间制成的皇后朝袍，主要绣纹为九条金龙，其中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此外披领绣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袖相接处绣行龙各两条。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同是乾隆年制的皇后朝褂，通身绣金立龙纹，上下四层，共设龙纹七十八条，令人惊叹不已。357不过，即便身着便服，皇帝周围也布满了龙的形象。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皇帝便服写字像》轴描绘了清圣祖玄烨穿着便服写字的情景。（插图龙艺术康熙写字图）画中玄烨坐于龙座之上，身后巨大的屏风上饰有二龙翻腾于山崖海水间的水墨画，地下铺以红地蓝色行龙地毯，至高无上的帝王之风表露无遗。358
除了服饰中使用龙纹之外，明、清两代帝王的宫殿同样以龙作为主要的装饰。清王朝入关前，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建造的皇宫（今沈阳故宫）就已经大量使用龙饰。沈阳故宫中建于1826年的大政殿是清入关前举行大典的地方，殿平面呈八角形，南面中间的二檐柱上，各蟠有一条木雕金龙。龙头向上探出柱外，张口探爪直取中心的火焰宝珠，造型生动充满动感。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建的崇政殿原是皇太极日常临朝之地。殿的垂脊、博风板皆用蓝色行龙纹琉璃装饰，龙首全部向上，龙首前设火焰宝珠，从而形成了一幅云水间群龙追逐戏珠的彩绘。其山墙墀头亦用彩色琉璃装饰，上有金黄色高浮雕龙纹及流云海水，色彩鲜明艳丽；殿下台基的栏杆，从望柱、栏板到望柱下的螭首皆雕满龙纹。崇政殿檐廊上的挑尖梁都作成龙形，龙头伸出檐柱外，龙尾藏于殿内，犹如诸龙背驮殿顶，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崇政殿内设皇帝宝座，宝座下有木制台座，台座上又立凸字形凉亭式堂陛；堂陛前两根檐柱上各蟠一条巨大的木雕金龙，龙尾在上，龙首向内探出，张口探爪，形态狰狞；宝座前设香炉、香筒。359综观殿内设置，宛如神龛，这恰恰说明封建时代政治与宗教对龙纹的利用并无太大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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