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三国时期凡是所谓的双名，基本上是两种可能： 一，女性，如张春华、孙鲁班。可能是男女起名原则不同，这一点没研究过，需待更多大神指点。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孙尚香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元杂剧，并不是三国时代的产物。 二，小人物。如秦宜禄（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祝公道（三国志满宠传）朱建平（三国志方技传）等。《资治通鉴》曾有记载马超因为用“玄德”称呼刘备引起了关羽、张飞的极度不满。虽然此事经考证并不属实，但下级用表字称呼上级属于越礼可见一斑。故斗胆猜测：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单字名，但平时生活中大家都是平头老百姓，或者都处于相对低下的社会阶层，大多以表字相称，故而本名慢慢就不提了，只知道是谁家的谁谁，比如焦家的仲卿。上文提到的朱建平出自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管辂、华佗并列。但因为所处行当仍然处于社会下层，不足以跻身士大夫之列，所以后世难知其名，只知姓字。
这事情，得要从几百年前的春秋时代说起。《春秋·定公六年》记载了一件事情：“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也就是说，鲁定公六年的时候，鲁国两个大夫季孙斯、仲孙忌两个人率领军队包围了郓城。郓城是鲁国的一座城市，这年应该是叛归了齐国，所以鲁国两个大夫率军攻打。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更和几百年后三国时期的人名字没什么关系。
可问题在于，《春秋》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错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仲孙氏的人名字叫做“仲孙何忌”，不叫做“仲孙忌”。那为什么《春秋》会给人家少写一个字呢？现在我们都能理解，传抄的时候抄错了嘛。可是，有的古人不这么认为。特别在今文学家看来，《春秋》是孔子亲笔写成的著作，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唯一孔子亲笔所著，其中一字一句都蕴含着圣人的重要思想，哪怕一个字的用法，也无不在暗示着天理人道（这就叫做“微言大义”），所以，绝对不存在抄错的可能，这里只能是圣人故意写错那人名字，以此来暗示什么重大的思想。那么，这个故意写错的人名到底有什么微言大义呢？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就解释了：“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什么意思呢？《公羊传》的意思就是说：圣人在这里故意把“仲孙何忌”写成“仲孙忌”，是在讥刺两个字的名字，因为两个字的名字是不合乎礼的。——这在后世就被称作“春秋讥二名”。那为什么两个字的名字不合乎礼呢？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作了说明，说“为其难讳也”，也就说，两个字的名字，给避讳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个字的名字，只避讳一个字，还比较容易，但两个字的名字，因为要避讳两个字，就让下属们有些为难了。所以圣人要讥刺这种现象。
《公羊传》是一部儒家的重要经典，研究这部经典的学问，就叫做《公羊学》，在汉代，公羊学是《春秋》的最重要的解释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代经学的主体是春秋学，而春秋学的主体是公羊学，由此可见公羊学在汉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既然《公羊传》说了，圣人是讥二名的，那当然两个字的名字是不好的。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社会上人在起名字的时候，也往往不会严格按照理论来搞，所以我们看到，西汉毕竟还是有许多两个字的名字，比如周亚夫、霍去病、李广利、张安世、萧望之等等。
第一，我们都知道王莽是著名的古文学派，今古文在东汉多次相争，引用今文学派宝典《公羊传》《礼记》来立法总觉得有些奇怪。
第二，王莽新朝失败后所有变法都被废止，然何独这条不废？这亦是一个不解之点。所以我现在有个大致推测就是这个传统其实在西汉到东汉时期已大致确立。我们知道《公羊》倡一名是为了增强避讳概念，因为单字方便臣下和子弟后辈避讳，进而巩固大一统王权。这在春秋那个绝对主义王权还不成熟的时代是没有的，比如孔子的徒弟就有澹台灭明、宓不齐等人，《春秋》原文里的“公子益师”、“齐侯小白”、“晋侯重耳”也都是二名，可见不许二名这是今文学派为了逢迎当时西汉帝王而妄加穿凿的结果。这个传统在王莽之前应该已经开始流行了。东汉时期承此传统，不是因为继承王莽新政的改革措施，而是东汉的大一统王权继续成熟，所以才导致二名的最终消失。这从二名在南北朝复活也可以看出一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政权是很新鲜和不成熟的，也并没有大一统王权那一套，所以二名就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