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根本，才是关键，没有德的人才对公司不利，因此德较为重要。
官员的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 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 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 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 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 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 ，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行政人才的选拔范围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人才“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 “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 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
应该说，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 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历史也证明，通过科举考试所遴选出来的并不像人们 以前所想象的大多都是些高分低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事实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科举考试中，一批又一批有识、有志、有才、有为之士，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范仲淹、寇准、包拯、张居正等许多后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纷纷脱颖而出，走上了仕 途，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在肯定考试选人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 时，我们更要吸取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在现行的行政人才选拔考试中，要用科学的方式全面 地考评每个人，一定要警惕出现类似“八股文”那种脱离实际、扼杀创造力、培养考生循规 蹈矩能力的考试形式。?
“德才兼备”几乎是从古至今所有国家选拔人才的统一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实 中评判和操作。和“才”的考核相比，对“德”的考核是最难把握的。现在的行政人才选拔 也非常注重“德”的考查，但主要是通过背书答题的方式考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等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这与科举制度的区别只在于“背”和“答”的内 容不同。对一名行政人才而言，除了政治品德，还应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只注重政治品德而忽略其他三个方面起码是不完善、不科学的，是不能保证所选出的人才具 有用好权力所需的全面的“德”。因此，在对“德”的考核上，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更科学、 更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大量化比例及可操作性，使“德”的考核更加公正、更 加科学化。在选拔行政人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德”、“才”要求 有所侧重。?
4?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保障。?
回顾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种种积极作用，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通过考核和竞争来选拔人才，毫无疑问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模式，但如果 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也只能是一种空的摆设，甚至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 条件和依据。所以，尽管科举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考场规则和防弊措施，但还是出现了相当 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格的 监督机制。因此，在进行行政人才选拔的时候，如果只强调有完善的考试方法、考试规则， 而没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实行法治，同样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 ，还是可能选出“庸才”或者“准贪官”来。因此，要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合理，就一 定要建立起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5?主动“猎才”是行政人才选拔方式的补充。?
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 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纵观 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确实比其他传统方式具有更为科学、合理 的内核。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他们往往都是 通过发布考试信息、规定考试内容、制定录用标准等方式“静候”考生“主动”前来报名考 试，然后再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人才遴选，中国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仍可从中 略见一二。毋庸置疑，通过这种选拔方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 家栋梁。尽管如此，部分“贤能”还是会因信息流通不畅、选拔层级过多、世俗偏见、自身 清高等原因而未能主动“抛头露面”，最终被排除在人才选拔范围之外。而在这部分人才中 往往藏有“兼济天下”、“扶社稷、安苍生”的优秀人士，如古代的姜子牙、诸葛亮就是例 证。因此，在普遍采用考任制、委任制和聘用制等方式进行行政选人、用人的同时，政府有 必要建立相应的“猎才”机制，“主动出击”，“有的放矢”，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选 拔有用的行政人才。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开发是第一开发”等观念已形成共 识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去寻求在行政 人才选拔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已经颇受企业界重视的“猎才”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科举制度从它建立之后即经久不衰，延续1300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终结才宣告废除，这充 分说明它是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最成熟、最完善的一项制度。在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深化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以客观、 公正的态度对古代科举制度进行剖析，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寻找出对我们今天的 行政人才选拔较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拔出优秀的行政人才是 保证整个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要想拥有充足的行政人才资源，形成人才济济、群 贤毕至的局面，我们还需对建立“独具慧眼”的行政人才选拔体制进行更深、更具体的研究。
一个人才不能没有德，没有德的人不能称之为人才
“文武双全”、德才皆备是人才。德才两者不可或缺，少一不可，也是选拔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才能确实很重要，是干事创业的基础；但是德更为关键，无德不立。有德无才可塑，然而有才无德则贻害事业的健康发展。
坚持“德才兼备”是我们新时代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标准，“德”是指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道德方面的修养，而“才”是指个人所具有的才气、能力、学识等，主要由知识、智力和技能等构成。德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德和才不能分割，不可偏废。有德无才，不成为人才，虽然忠实地执行命令，但必然会影响事业的发展；有才无德不仅不是合格的人才，相反如果重用，则会形成奸妄当道的局面，最终导致事业的遇挫或毁灭。只有德才双全，才是合格优秀的人才和优秀的领导干部。但是德和才相比，徳是先决条件，德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常言道：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能坏事。选准用好干部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如果错用或误用一位干部，必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原主任艾丰同志认为，做官应先做人，官品来源于人品，而高于一般人品。指出：“好人不一定能当好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只有堂堂正正地做人，具备了高品格、高品位、高品质，才能清清白白地做官”。做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要求为官者必须有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品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一个品行不端、人格低劣的人为官，而要求他公道正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往往对职务晋升看得很重，不择手段地攫取权位。善于投机钻营，拉关系、跑后门，搞人身依附，削尖头顶往上拱，想方设法弄个一官半职。但对如何做人却很不认真。一但掌了权，做了官，必定是个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权欲熏心、祸国殃民的污吏。象胡长清、王宝森就是明例。
德才兼备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但选贤任能首先要看品德。考察政治品德、立场观点，是否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看是否是遵纪守法、恪守本分，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自律自省，时时处处行得端、立得直、走得正，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看组织协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办事能力。奸诈无德的小人坚决不可重用或提拔。所以做人要本分、厚道，为官要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自我约束，不搞歪门邪道、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不能人前人后不一样、对上对下不一样，不能搞双重标准、当“两面人”。而要以诚为本，表里如一，说话心口一致，办事言行统一。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厚德载物的美德，保持党的一心为公，全心服务于民的优良传统。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一个造福于民的好官。
哲学家但丁曾经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一个人德优才弱，可以通过努力提高才能；如果一个人有才无德，则足以败大事。所以领导者选才要坚持德才并用、以德为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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