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书》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其伯兄子刘信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同时，他还在七门岭之东（即七门堰灌区下方），修筑了乌羊堰灌田一万余亩。“曹责堰”灌田两万余亩。”以上就是所谓“七门三堰”。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派刘馥为扬州刺史（注：不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守淮南，大开稻田，”当时，七门堰因为年久失修，水利几乎全废。刘馥“循汉羹颉侯故迹，”“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三国志·魏刘馥传》：“广屯田，兴治芍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这里的七门指的就是七门堰水利工程。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兴治七门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间（1426）。县令刘显，“事课农桑，增开水利，”他除对七门堰水利工程进行了“细增疏导”、扩大了灌溉面积外，还“定引水例，董以堰长”，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自刘显以后的几百年间，对七门堰的水利工程还有几次更治，现在有志书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令义官濮钝之率民整修龙王、三门等荡，引水坑旱，获丰收；万历乙亥 年（1575年），知县姚时邻治农主簿赵应卿“舍郊野，历险阻，遍故老田叟诹之，直穷水之故道，”于猪板山下筑十丈陂，沟通七门堰，扩大灌溉面积，清嘉庆初（约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开引水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忙水之利。”但他们所进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规模和影响都不能和刘信、刘馥、得显所创造的业绩相比，所以舒地后，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于七门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赋诗作记，以为纪念。
“汉侯食邑古龙舒，此是仁民第一渠。千载经行叹遗迹，丰功不愧史臣书。”古人宋骥这首七绝赞颂的是创建于西汉之初、灌田十多万亩的安徽舒城县七门堰灌溉工程。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至今仍在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之一，迄今已有二千二百余年。
据《舆地纪胜》云：“汉高祖七年（公元前一九九年），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片责），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方舆纪要》、《庐江府志》、《太平寰宇记》、《安徽通志》等均有记载。七门堰引龙舒水（今名杭埠河）灌溉下游平原。堰口有闸，深一丈，宽八尺，巨石为之。平时闸开，汛期闸闭；抗旱防涝，灌堵方便，充分反映了古代龙舒人民治水用水的智慧。
堰成以后，龙舒平原就像先人高华所描绘的那样：“村庄日丽，蔀屋云兰；田分上下，苗尽东南。啼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犁碧浪，叱乌犍处处，畦分卦布，千顷青畴，飞白鸟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好一派升平的田园风光！
但是，受水利亦难免遭水害！据史载：汉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年），秋，庐州大水，民舍田垄受损。“东汉永初二年（公元一○八年），冬，庐江地震，大水。”龙舒大地田舍尽毁，七门堰道大多淤废。
直到建安五年（公元二○一年），扬州刺史刘馥“循羹颉侯故迹，断龙舒水”（见《安徽通志》），不仅疏浚了淤废的七门堰故道，还在周瑜城左侧的龙舒水右岸增建乌羊堰，在县治附近的龙舒水左侧增修（片曹）（片责）堰，形成七门三堰，使灌溉面积扩大到“千余顷”。
时光流转，水灾频仍。七门三堰屡修屡废，屡废屡修。明代宣德年间，知县刘显又于龙王荡口筑石坝以灌诸堰，并“为荡十有五”，规定上五荡地区用忙水，下十荡地区用闲水，解决了因堰道过长，堰水供不应求的矛盾。由于信、馥、显三人功绩显著，当地百姓“蒙受其利，不忘其恩”，遂于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永作纪念。后来三堰每每修缮，较大规模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共建节制、排、放水工程四十七处，抬水坝十七座，涵洞九十个，便桥二十道，使古老的水利工程呈现出崭新面貌。
一九五八年，七门堰上游的龙河口水库建成，蓄水八亿立方米，并入了世界著名的淠史杭灌区，七门堰则与龙河口水库的杭北干渠相沟通，从此得以加倍发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