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1-05
李大钊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不是说，在李大钊以前，在中国没有人讲过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例如：在19世纪末上海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中，有的就提到马克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提过马克思；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在其所附“马克司所著书”中也提到了《共产党宣言》；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不仅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还讲到《共产党宣言》的要点，等等。
但是，能否把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呢?答复是否定的。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从主观方面来看，这些文章的作者无意信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如上海广学会在19世纪末出版的一些书刊，只是在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同时，介绍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以为其补充；梁启超在介绍进化论者颉德学说时，附带提到马克思，不仅简略，而且带有批评的口吻(转引了颉德对马克思的一些评述)；朱执信虽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贯彻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从客观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因此传播开来。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18年，在中国报刊上很少看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
根据以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应从五四时期算起，其代表人物还应是李大钊。
李大钊像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即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他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②
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篇文章应该看作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在此前后，他旗帜鲜明地推动当时舆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如大家所知，在1919年“问题”和“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起了重大作用。
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于当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著作。直到1921年，研究会才公开。
1920年秋，李大钊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后，利用高等学校的讲坛，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底，李大钊指出：最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③
李大钊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新的飞跃：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长期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下层劳动人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洋鬼子”可恶，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学西方”，但不了解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李大钊已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个词见诸报端可能很早，如1901年有一篇名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的文章，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强盗主义。又如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也提到过“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词。但是，像李大钊这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地提出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④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五四”前夕，李大钊撰写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⑤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
李大钊在论述十月革命的论文中，便指出它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中国工人、劳动者在“六三”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更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920年5月，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中，希望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不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大量的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的不同。
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接着，他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一些论点和这些思想是相吻合的。
在李大钊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丰功伟绩。李大钊同志生前写有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两句名言，真正是：铁肩担共产主义思想道义，妙手著马列主义文章。对于他的道义、文章，我们应该多方面、深入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因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⑥这些“遗产”、 “丰碑”不仅对当代的人有现实意义，而且是教育子孙后代的好教材。
第2个回答 2008-01-05
1、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
2、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诞生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3、社会基础：民族危急严重。
4、领导基础：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5、国际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指明了一条道路。
6、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舞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8-01-05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统治
1、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
辛亥革命促成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中国历史因而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
资产阶级革命派缔造了中华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席位，但革命派并不甘心于这种结果，而袁世凯也不满足于这种结果，于是开始了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的争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当民国丧失了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时候，民国就只剩下了一具躯壳。护法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他一生维系的专制和形式上的统一也结束了，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却不能建立新的统一，在旧的统一和新的统一到来之际，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时期。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它有着异常的特点：一是在军阀手里，军队变成了私有之物；二是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
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是封建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孙中山是目击身受，他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益不聊生矣！”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
2、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再一次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
陈独秀，“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
他认为，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缺少了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他把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他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由于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和民国初年中国黑暗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巨大的落差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
二、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的，是对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的陈旧文化的超越。
1、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径
器物 地主阶级改革派 鸦片战争时期 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
制度 资产阶级改良派 维新运动 君主立宪制
革命派 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文化（观念形态的革命） 新文化运动 民主和科学
由此可见，第一步是科技进步；第二步是，科技进步加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加政治改革加思想解放。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陈独秀开始时把自己办的杂志定名为《青年》。可以看出他将改
造社会的职责寄予青年身上。他认为的青年不仅是年纪轻体魄壮的人，更指“有脑神经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新鲜活泼的责任。
陈独秀对青年提出六条希望和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激起青年们的热情。一时，科学与民主成为青年最感兴趣的话题。
2、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1）基本口号：“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借“民主”与“科学”两个名词英语译音的第一个音节，称“民主”为“德先生”（Democracy）,“科学”为“赛先生”（Science）。
当时提倡的民主：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当时提倡的科学：一是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二是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
（2）主要武器：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
（3）基本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4）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因而排孔、反孔成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
“民主”与“科学”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处在一种不相容的境地。而孔学，2000多年的历史，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孔学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出的“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白话文小说，这是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他开始用鲁迅笔名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支标枪。“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地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一时，打倒“孔家店”成为青年最时髦的口号。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封建统治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形成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学反孔教，却不等于全盘性反传统，更不是“一意西化”。陈独秀等之所以激烈地批评孔教，是因为有人力图继续封建王朝时代，用孔教统一中国人心。而且中国的传统不仅仅是孔教，也不仅仅是孔学，还有诸子百家等优秀传统文化。如胡适，一生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留学美国初期，多次作讲演、发表论文，宣扬中国文化传统。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主张，他一生都未曾放弃。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同样是主张中西两大哲学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从中“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他一生在文化事业上，除了其他重要贡献之外，还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一是编译西书。前者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后者旨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典籍。两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总之，新文化运动几位最重要的领袖，都不是简单的西化论者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追求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先驱分子。
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夷夏之辩，中体西用的思索，放眼世界，大胆拿来，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犹如脱缰的野马，闯进了死气沉沉的中国，整个中国为之一变，新文化运动否定2000年来封建思想的权威，人们敢于批判、敢于反对，这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3、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性
（1）意义：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它的评价为：“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2）局限性：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
在思想认识上，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其实，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偏向。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把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把复杂的现象作简单化处理。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当时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为什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产生了怀疑？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把中国之前途寄望于西方人的中国人无疑是当头一棒，看到战后欧洲的景象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科技的进步不仅没能制止战争，反而加剧了战争的危害性和残酷性，这使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徘徊和痛苦，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
1918年3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怀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困惑，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关于此行的目的，梁启超自己说，一方面想学点东西，也想看看战后的欧洲的情形。此行让他看到了欧洲经过一战后遭受到的破败和贫乏，他们挤在一起，用的是半湿不干的木柴和生产用过的煤渣，以致不得不靠身体运动来取暖，吃的也仅够果腹而已，完全谈不上丰盛与美味。他也直接体验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悲哀和失望。
梁启超：“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们有句话叫“世纪末”，也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刻到来了。
李大钊：“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既然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大了、发展了。”（毛泽东）
“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土壤，加上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更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当时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李大钊）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下去了。
对西方的怀疑只是说明了转向的必然性，为什么要转向马克思主义？就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
三、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约翰·李德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介绍了十月革命，使世界人民对俄国刮目相看。
1、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坐标，从此全世界无产阶级有了自己斗争的思想指导。在我国清末就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侧重于经济学与公有制，又与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混，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影响：它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就是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的理论。
十月革命使中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使在黑暗里苦闷中摸索的中国人发现，原来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
第4个回答 2008-01-04
客观需要，无产阶级的壮大和觉醒；新文化的扩大和影响，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