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转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2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1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有1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地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尔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到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阶级兄弟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那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着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四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红四军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饥，红军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甚至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5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10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土司结盟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3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着长筒枪，是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于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佩服，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高兴。巴顿多吉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义结金兰。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草，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70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六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等人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28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国民党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因为年岁大了圆寂的，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并往北进。8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女中豪杰，戎马一生。”这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赠送给张文老人的一幅题词，可谓对她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记者：张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如今已结伴走过了70个年头。据说，当年洪伯伯与您第一次谈话后你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是这样吗？
张文：（哈哈大笑）1936年5月30日，我们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了运动会，当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给大家唱个歌。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欢迎我们。
我是班长，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了主席台，我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这时被学智“盯”上了。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来找我，把我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我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还是冯大姐一把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我：“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我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我说不认识只是应付、搪塞。我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我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我说了学智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我参加了红军，由谁帮我做主呢？面对军长，我支支吾吾，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我连夜找到二哥。他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进了学智的办公室。他见我来了，微笑着站起来给我让座。
学智开门见山对我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听组织上的意见。”
学智哈哈大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意见。”接着他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和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我和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两救彭老总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曾以他的机智两次救了彭德怀的命。
那时，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洪老回忆说，为此，彭德怀跟他吵过几次。
洪学智让工兵连搞一个防空洞，施工的炮声惊动了彭德怀。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洪学智命令工兵们继续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叫来洪学智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洪学智坚持原则：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不久，那里就发生了被炸事件。
1950年11月23日，4架敌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警觉了起来——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
洪学智找彭德怀说，要开个研究防空方面的会。彭老总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德怀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怀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彭德怀发脾气了，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连推带拉，总算把彭老总拉进了洞。
次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麻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机警的洪学智拉着还在熟睡的邓华跳到了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眼看着彭老总的房子被美军的火箭弹击中……事后发现，彭老总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个子弹眼，邓华躺的床也被美机的机关炮打穿。
要不是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加深了防空洞，后果不堪设想！洪学智再次以自己的细心和机警挽救了彭总生命。
后勤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遇到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右图为志愿军指挥部成员。前排左二为彭德怀。前排右一为洪学智。
洪老说，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10个兵。美军1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1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但是，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洪老回忆说，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我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老总冲我拍桌子：‘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去吧！‘从此，我就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输战术
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阵儿，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战争结束后，前苏联组织专家来华专门了解和学习志愿军铁道兵经验，对于“顶牛过江”等发明倍加赞赏。
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右图为1955年国庆节，洪学智（左一）与粟裕（右二）、陈赓（右一）、肖华（右三）在天安门城楼上）。
仗义执言
1953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洪学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你不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洪学智感到很突然：“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当时学习苏联，参谋长是部长的第一代理人，以协助部长工作。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洪学智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以这样的经历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学智就提出撤销已经建立并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财务部，总财务部仍并入总后勤部。中国复杂的地理因素，使军队驻扎条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一项重大的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从格尔木进藏，实地调研进藏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西藏平叛胜利，后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职务。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揭露彭德怀的错误。有人首先站起来，揭发了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以及同高岗的关系问题。会场顿时一片哗然。接着，就有人发言了，说以前被彭德怀蒙蔽了，终于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在批彭的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邓华第一个站起来：“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他们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洪学智也义愤填膺地替彭总说话：“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好心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掺和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邓华、洪学智等人也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如果他们及时地和彭德怀“划清界限”，就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总后被诬为彭德怀的“黑窝子”，洪学智和彭德怀关系不一般，对他进行了批判。
坚信真理
1959年10月，邓华与洪学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
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任重工业厅厅长。
1970年底，洪学智又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农场，洪学智种菜养猪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知青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回答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见到军管会主任后，洪学智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说话。
忠于分子
一天，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人来到农场，径直问洪学智：“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的回答很干脆：“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专案组组长不甘心：“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洪学智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见洪学智发怒了，专案组组长只好带人怏怏离去。
对于洪学智，毛泽东是了解的，也很关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说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洪学智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时，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毛主席的挂念，让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