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读者接触、了解台湾文学主要就是从大量通俗文学开始的。如今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出现了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为数众多的普通大众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认识依旧停留于以言情、武侠等作品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而学者们却无暇或较少顾及通俗文学的研究。
2001年在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不错的论文出现。刘红林的《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21)着重分析了黄春明小说中最具震撼力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把黄春明的小说定位于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称其为“负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文中指出：“黄春明小说上述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广为人们称道，但这些还只是其小说的表层或浅层结构。在笔者看来，最具震撼力的是黄春明小说最深层的涵义结构，即其所创造的文学格局的内核，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换言之，这些小说深蕴着一颗中华民族的文学魂。”文章归纳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2、对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理想的张扬；3、深挖国民性格的劣根性，从深层挖掘了黄春明小说的思想意识。潘峰的《姚雪垠与高阳的历史小说之比较》(22)，比较、整合了在同宗、同源的两岸文学形成的同中有异的文学景观下，姚雪垠和高阳各自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学观的特点及他们对于历史不同的叙说方式，从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由于两岸长期阻隔加上二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二者的创作态度亦截然不同。文章分析了高阳独特的家庭出身所带来的贵族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下所产生的历史观。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他不像姚雪垠具有那么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的历史小说中对历史、社会以及人生都少有历史的沉重感和人世的沧桑，而是着眼于历史生活的古朴、儒雅，超脱于历史人生之上，追求一种清新委婉的人情美，以人情化和世俗化灌注在历史人物身上。本文选取同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大陆作家姚雪垠与高阳作比，通过比较来凸现二者不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更清楚地阐释了两岸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影响下产生的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特点。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23)角度更为新颖，作者看到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香港两地文学的相互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作者选取了70年代先后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二人为样本，展现了台湾作家进入香港后给香港文学带去的新的影响。正是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不光余、施二人，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都在以其台湾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介入了香港文学，把自己的文学影响深长地留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会作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载入史册，他们在汇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所获得的一份新的文学经验也将成为香港文学的财富而被继承下来。通过本文，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两岸三地相交融的大的文学观念早已不限于仅把大中国作为一个背景，而是切实要深入揭示三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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