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和国际形势特点值此国际主要力量重新排合组列之际，2009年国际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安全问题泛化和非传统化成为今年国际战略竞争态势的重点。第一，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和对危机后体系的筹划中，分化出四种国际力量：得势集团、守势集团、失势集团和无势集团。得势集团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受危机冲击较小，恢复速度快，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改革中获益大。守势集团以美国为代表，不仅经济打击重大，还须放低身段寻求国际帮助。失势集团主要包括俄欧日：俄罗斯因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而地位下降，同时未能从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改革中获得实质利益；欧日则由于美将部分资源转移到得势集团而受影响。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等地区国家仍处于无势地位。第二，国际力量格局分化导致各战略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正改变着二战后和冷战后的国际力量互动关系类型。美国正在谋求同盟之外的新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日趋成熟和稳定，在诸多领域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和行动；俄罗斯一方面更看重中国，寻求与中国的更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也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寻求发展俄美日三边合作、俄日合作、俄欧合作；新兴国家内部关系也在变化，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型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话语权方面形成两大集团，一组在扩大，一组更趋边缘化。第三，主要国际力量中心提出各种战略理念和目标，希望提升国际战略地位，巩固战略利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改变是战术性的。美国提出“多元合作伙伴关系”，期望延续在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气候变化、反恐及核裁军等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失势集团将2009年看作提升国际地位的机遇期：俄罗斯正“集中力量”寻求在专门领域的突破；欧洲在强调规范性力量的同时，期望通过一体化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成为国际体系的一极；日本新政府的世界观也正指导其提出新的“联美入亚”或“脱美入亚”战略。相对而言，得势集团在国际议事日程设定方面的积极性不如守势集团和失势集团。第四，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全球化趋势放缓，地区战略整合趋势正在加强。随着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崛起、日本政府更替等事态发展，亚洲地区整合努力逐渐明显。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相当具体，甚至细化到如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次地区构想。中日韩三方合作正在深化，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也基本实现。美国也调整战略，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将举行“东盟—美国”峰会。欧洲正面临成为国际体系一极或沦落为国际竞技场的选择，其规范性力量缺乏相应的战略支撑，法德正强化合作、寻找欧洲新方向。非洲和南美，尤其是东部非洲、南部非洲、南方共同市场等的地区战略整合都有积极进展。2009年国际形势也很有特点。如果说前一、二年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变化”或“变革”一词来概述的话，那么2009年国际形势特点可以用“建构”一词概述。首先，在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运筹后危机机制的进程中，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正在加速进行，匹兹堡峰会确认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额份额国家承诺转让5%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也同意增资2%，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监督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享有更大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金融危机也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大国力量继续上升，传统大国力量相对下降，霸权国家美国对世界事务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发达国家对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明显弱化，西方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普遍受到质疑。其次，2009年是美国奥巴马上台“新政”元年，霸权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都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战略思维和政策调整，重新磨合。奥巴马上任后强调多边合作，积极参与或主导联合国的有关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匹茨堡峰会，倡导“全球零核”。美国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努力稳定与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极力拉拢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最广泛的合作阵营，试图减缓美国内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此外，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如搁置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以缓和美俄关系，又如希拉里国务卿两次访问东南亚，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达加强与东盟合作的意愿。奥巴马总统也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访问中、日、韩等国。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努力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体系的更新改革，并努力建构常态性合作机制。新兴大国群体的合作正在成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新亮点。第三，一些重要地区和跨地区组织正在重新调整和建构。2009年的又一特点是一些地区组织正在进行新的反思和重构。其中最突出的是欧洲和东亚。2009年欧盟内部整合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09年10月，欧洲议会及27个欧盟成员国都已批准《里斯本条约》，欧盟秋季首脑峰会则为捷克总统批准条约扫除了最后障碍，新欧盟呼之欲出。在对外关系方面，欧美关系明显好转，欧中关系有所改善，欧俄关系趋于平稳。欧盟在完成《里斯本条约》的所有法律程序后，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将会有重大进展。在东亚，日本鸠山新内阁9月登台后试图实质性推进“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在经过10年准备和实践后，在今年10月三国领导人会议上决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10+3”合作进程。此外，中、印、日、韩、欧同非洲的合作、欧洲和地中海的合作、亚欧合作也在取得进展。第四，国际社会正在反思和重构领域和热点问题的观念、机制和途径。一是气候变化问题，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提高了对气候变化严峻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利益分摊与应对方案上分歧较大，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谈判面临巨大挑战。二是国际社会努力修补防扩散机制，既从多边主义上维护《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也在努力应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此外，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难以根除，国际共识远未形成，恐怖活动层出不穷，特别是美国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后，形势更加复杂。国际反恐进入长期化，阿巴问题前景暗淡。第五，发展中国家在差异中寻求新的合作理念和基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今年相当突出，形成上升的有话语权或逐渐取得话语权的群体和被日益边缘化的群体，两者在权益和诉求方面的差异性日益突出，以致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二十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制定全球经济议题的核心，如何代表广大没有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必须成为这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提升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身份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国发挥发展中国家领袖作用的阻力在逐渐增大。中国发展模式如何发挥示范性效应，能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契合点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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