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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内容
《红与黑》的副标题名为《1830年记事》，对此，司汤达作过这样的说明：“作者所要写的，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是描写“1814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红与黑》出版时，在上卷的封面上，作者引用了丹东的话：“真理，尖锐的真理。”作者在书中又借出版家之口诙谐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这些都表明了《红与黑》的政治立场。
小说通过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以及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惊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思想情绪，从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成为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优秀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
于连生逢“红”与“黑”这两个时期的交替，他童年时对拿破仑帝国的印象，是一幅幅由那些去抗击欧洲封建君主凯旋而归的，“身穿白袍头戴银盔”的“威武的骑兵”所构成的动人画面，而他成年后所处的复辟时期则是一片黑暗腐朽。在《红与黑》中，可以看到波旁王朝的“国王”又君临法国，耀武扬威，煽动宗教狂热，掀起复辟黑潮。像木尔侯爵这种流亡贵族，又卷土重来，成为“
法兰西大臣”。他那些亡命的同伙，也都加官进爵。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飞扬跋扈，巧取豪夺，鱼肉人民。德·瑞那市长为了修建自己的大花园，甚至可以使公共河流改道。木尔侯爵的权势更是炙手可热，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策划阴谋，在他府第出入的都是些“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这个反动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国王驾到维立叶尔城，排场豪奢，耗资巨大，仅仅在教堂里短短的几分钟的演说仪式，就“费去了三千八百法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显贵每年要领取巨额的年俸，木尔侯爵家的舞会和晚宴通宵达旦。而社会下层则是民不聊生，农村的劳动人民“在冬季的黄昏，从田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在家里找不到一片面包，甚至连栗子和土豆也没有。”
在复辟时期，最猖獗的是社会反动势力。在作者笔下，神学院简直是“人间地狱”，于连初到此地时，吓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那些穿着黑袍的人的古怪面貌，形成恐怖形象。那些大屋子的阴森和恐怖，教士们的死尸般苍白的脸，令人感到好像住在没有空气的腐烂的坟墓里。神学院把青年学生当成囚犯，不允许他们思想和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政治，除宗教经典外不许阅读其他书籍，卢梭，伏尔泰的书籍成了禁忌。连提到古罗马诗人的名字也被视为思想不轨。于连偷藏了一幅拿破仑的画像就经常胆战心惊，他在神学院的来往信件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扣留。副院长公开教训学生说：“你们生活的圣洁和服从，值得承受教皇的恩典，做一根他手里的棍子吧：你们将得到最适当的位置和报酬，你们可以发号施令，毫不受人支配。神父就是最好的差事了。……光是钱就很多了，不用说还有肥大的阉鸡，许多的鸡蛋，新鲜的奶油，同成百上千的美味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用物质的奢侈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欢乐去欺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从农村招来的穷苦子弟。一个
红衣主教宣称：“没有教士，法兰西的武装政党便不能成立。”他们要由教会来指挥军队，把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持下来。那些神父、教士无一不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无孔不入，法国每一个小城市每一户人家读的什么报纸，来往的什么客人，都被这些披着黑道袍的义务密探打听得一清二楚。于连和市长夫人的关系也被反动教会利用来达到卑鄙的目的。在青年主人公于连的眼里，“流氓依靠教会”而飞黄腾达。“虚伪妄诞发展到登峰造极”，这个社会充满了“公开的贪污”和“卑鄙的虚荣”，到处都是“社会的蠹贼”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小说的作者通过各方面的描写和前后两个时代的对比，充分揭露了复辟时期的反动、黑暗。用形象的描绘向读者揭示：这个使“一般人都感到苦闷”的社会必须加以变革。
2、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
（1）（1）
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已占主导地位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作为封建统治的一个重大支柱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由于王政复辟而恢复了一部分，但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法则始终占主导地位。德·瑞拉市长尽管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但他在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使用任何特权，而不得不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劳动力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有了不可抗拒的作用，于连的父亲就很善于利用市长和瓦列诺对家庭教师这种劳动力的需求，向市长讨价还价。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取代了门第，特权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市长夫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她系出名门贵族，而因为是一大批遗产的继承者，她丈夫发现了她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就是看这笔遗产的面子才没有追究。暴发户瓦列诺当上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再爬到省长的地位并受封为男爵，完全是依靠金钱的力量。同样，教会的职位也往往在金钱的魔力面前门户大开。不仅新的暴发户不断发生，就是那些想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贵族，也往往“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贵族出身的市长以“有利可图”作为处世的唯一原则，世袭大贵族、国王的亲信木尔侯爵，也在巴黎市场上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两个形象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则下，一部分贵族阶级已开始资产阶级化。
当然，小说也无情地反映了金钱对一般群众的腐蚀作用。于连父子的关系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于连关在死囚牢里时，老头儿到监狱里严厉地斥责他，当他听于连说有存款准备给他时，老头儿立即改变了颜色，接着就谈到他为于连预先垫付的养育费、教育费……于连痛心地想到：“这就是父爱！”他想象当他死后，他的父亲会捧着他的金子，“给所有维立叶尔羡慕他的人观看，他的目光好像对他们说：有这个代价，你们当中哪一个不愿意让一个儿子去上断头台呢？”
（2）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不断冲击着复辟制度
在《红与黑》中，我们可以看到，偏僻外省的穷青年，手头也有卢梭宣传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
《忏悔录》，并且“全靠这本书来建设自己的理想世界”。尽管复辟王朝统治了十几年，但还不能恢复等级特权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德·瑞拉市长总想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维持严格的等级，经常对妻子说：“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但就在这个家庭范围内，他这个原则也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于连受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与主人同桌共饭。当市长向他摆贵族老爷的臭架子时，他不止一次用激烈的言辞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并处处计较贵族主人是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
对复辟王朝的冲击更直接的是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的怀念和崇拜，《红与黑》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对波旁王朝复辟蕴藏着敌意的风暴般的社会情绪。在于连乘坐的公共马车上，就有人公开赞扬拿破仑的时代，“法兰西从来没有比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受到各民族更高的崇敬了。”拿破仑虽然在1821年就已去世，但他的回忆录在法国秘密流传，是青年一代最珍爱的书籍，甚至是行动的指南。《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复辟时期这种崇拜拿破仑的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他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偷看这部遭禁的回忆录。他还珍藏着拿破仑的画像，热烈期望着拿破仑式的资产阶级帝国能够再现。而对复辟社会则充满叛逆的思想。他一有机会旅行到空无一人的山顶时，就把会“给他招致危险”的思想写成文章，下山时又悄悄烧掉。于连这一类青年希望社会变动，用他的话说，“法国有三十万25岁的青年热烈地盼望战争”，而战争在当时就意味着革命。《红与黑》就是这样通过社会矛盾的描写，从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两方面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现象，客观上成为贵族阶级的复辟已经不能巩固、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条件。
3、反映了七月革命前贵族阶级的恐慌
小说在复辟王朝现有秩序面临深刻危机的背景上，突出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政治斗争，把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激烈的争夺表现得很生动。
小说第一卷就呈现出外省紧张的气氛。一个巴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到外省来参观监狱、贫民寄养所和慈善机构，准备收集材料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加以揭露，这就使统治当局紧张起来，马上把国家机器开动起来进行阻挠。第1卷第17章中，围绕着维立叶尔市第一副市长的职位，也展开了两个阶级的争夺战。政府当局与教会支持一个“本地区虔诚的人物”出任，一个很富有的工业家出来和他竞争，而当地的贵族要想方设法挫败这个自由党人。在那位贵族市长眼里，“现在到处都是自由党人”，他面对着副市长职位之争，发出了惊讶：“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