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感性的自然人性为出发点,先让人人在经验感受的快乐驱使下都 变成自私势利的小人,然后再想方设法用制度设计让你回归君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包括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和交往理性的诸多努力,在理论上都难自圆其说,实践上都难以产生深远的现实效果。因为人如果缺少了正义之公心,就会时刻算计如何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外在的制度安排多么科学合理甚至无懈可击,只要人们诚心钻营就会有隙可乘,而规避制度的惩罚则会成为他的平常心。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有诚信和正义之心的君子,则以自律的道德之心规范自己,处处循规蹈 矩 ,即“君子怀刑”。至于有意钻营制度的空隙,对他们而言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 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必被视作寡廉鲜耻。可见,正义发自内在心性,而不是来自外在规范。中国古代的儒家智慧的深刻之处,就 在于参透了这一点,《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主体修养、内心体验和道德实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 儒家的道德理性思维,对于科学地呈现和真正地实现社会正义,具有历久弥新的积极价值。
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以主体内在生命体验的方式,早熟性地觉悟到人生智 慧,为社会正义及其实现,找到了内在的文化本体论根据。因为文化缘起于人化,文化的功 能在于化人。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从内在心性的道德悟性层面 ,诠释人的外在行为及社会义理的合理性根据的思想方法,对于现时代人们真正实现社会正 义,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系生命,所以重德。” 人对于自身德性的认识并不像认识外界自然那样,需要不断积累见闻,而是诉诸直觉悟 性的慧根,所以北宋张载云:“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主张宇宙大道就在日常伦用中,所 以“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对于人生和社会智慧的觉悟并不必然依赖于知识的多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哲的 人生智慧的早熟,正是在天人关系紧张、人之对天无知而敬畏的状况下,人类对于自身心性 和德行的内省的结果。这些先哲主张以德配天,替天行道,追求天人合一;而人只要有了体 道、知道的主体觉悟,行道、布道、守道的实践行为就自然言行化成了。正可谓:“朝闻道 ,夕死可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部中国思想史是一部主体体认人生之道、社会正义之道、宇宙大 道的悟道的觉悟史。如《尚书•洪范》中所说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 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见,古人把正 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视作人君对于天道的觉悟。
《左传》中“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 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的立论,更有悟道、持道、守道的主体觉悟的意境。
老子认为,对于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的道的认识,必须诉诸直觉悟性。在老子以 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而没有涉及天究竟还有没有根源。到了老子,开始 推论天的来源,于是提出了道。道虽存在于万物之中,但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 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只有富有道 德大心慧根的人才能觉悟它,即“无思无虑则知道”。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精气”说,把虚而无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 万物内部的“精气”。《管子•内业》认为,“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 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人何以体道,贵在采天地万物之气 而内化为道德之气。
韩非汲取并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提出关于道、德、理三者相互关系的学说,他说 :“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是万物的普 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是“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 之理”。而只有人的德性,才能达理而体道。
《荀子•天论篇》强调,“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人们必须替天行道,以 德感天,而不能怨天尤人。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看来,在天之道与为人之道是一致的,人道是由天命决定 的。论道做人,就是知天命的功夫。在商周时代,天就被人们在心中肯定为至高无上的神, 它具有降临人世“吉凶祸福”、“得失成败”的权威。《中庸》更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的 命题,一方面用天命来说明人的本性,另一方面用人性来说明天之所命,这是把天内在化了 ,于是就自然引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发挥人的本性,以便与天 的潜能合而为一,道家创造性地把天的范畴发展到道的范畴,使儒家的先王之道、君子之道 发展成为一种本体之道、宇宙之道。尽管它认为道是一切现象的根源和最终归宿,是自然化 生的过程和全体宇宙的本质,道包含并遵循“有无相生”、“负阴抱阳”、“无为而无不为 ”,反、覆、一的辩证法则,但最终还是要落到道可为人用来处世治国上,故道不远人,人 能弘道。这与儒家强调的学问和人生履践的全部功夫都在于论道、行道、弘道是一致的。特 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使其对于道之本体的理解侧重人伦纲常,所以论道的关 键仍然回到了守常做人。
这种着眼于生命道德的人生智慧,以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觉悟到“性命天道 相贯通”的直觉悟性的体道途径的重要性,把主体的德性觉悟,视作体天道、知事理、顺人 心的先决条件。故此必先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即是说,只有内在 心性的德性实践的功夫到位了,外在的政治实践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对于社会正义而言, 先有了正义之心性觉悟的内在意识,之后才有社会正义的行为努力和制度安排。如儒家正视 道德人格的生命,强调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从而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 ,以悲悯之情追求最高的道德价值。“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使“万物育”。这 里的“位”可以理解为有差异的正义秩序,它是确保发展(“育”)的重要前提。
自西周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往往“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慧为惟一关心的问题,而无暇论 究好像不着实际,不合实用的希腊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问题,以及认识自然与一般知识技 能问题”。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代发 展为一种 普遍的时代精神。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所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亦不可知,即庄子所说的“****之外,圣人存而不 论”。人际关系则现实得多,于是便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人们以往在将其与西学近世以来 的科学理性思维的比较中,这种道德理性的思维大凡都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是,今天看来, 这种重视人的道德良知的古代思想智慧,对于社会正义及其积极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积极价值。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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