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于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安心于俗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安心于流俗，庸俗。
当你想问题办事情以及处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细节方面都按照别人一样思路方法考虑下手时，那么你就世俗了。
任何身份任何职业的人都可以选择世俗，也可以选择超凡脱俗。这是人的自由和权利。
屈原遗世独立，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举动是犯众怒的。于是，当时的人说他是疯子。但屈原终究还是屈原，别人骂他是疯子，他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举世皆醉我独醒的“疯话”来。能这样做也实在令人佩服，因为这与世俗相距十万八千里。
陶渊明，他是一点不俗。居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愤怒辞官隐去。想想在封建社会，多少读书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寒窗苦读十载，虽然那个时候
科举制度尚未发明出来，做官是靠推荐。但会被推荐上也说明这个人应该肚子里有一定墨水吧。惟独
陶潜那么慷慨，两袖清风，一气之下于官场愤然绝迹。此等高风亮节真叫人拍案叫绝！他有一首诗叫
《归园田居》，其文如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来，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可见，陶渊明自己都已承认了与世俗无缘，更何况官场黑暗，他作出这个决定还算明智的，后人不应指责他消极避世。要不然，没有与世俗无缘的陶渊明在历史上出现，山水田园诗的鼻祖真不知到哪儿找去。
作出超凡脱俗的举动，是不为世人深刻理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尽管如此，可后人仍旧由衷地崇拜他们超越世俗的胆识和傲骨。
能够大胆作出超凡脱俗举动的人，在人类史上不算太多。但在同时，人类史上倒是留下了许多世俗到了极点的人。因为他们把世俗之手腕耍弄得太过分了，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由世俗走向卑鄙、无耻、市侩。人们一提到卑鄙无耻市侩之徒，就一定会厌恶得咬牙切齿，可见卑鄙无耻市侩之徒是不得人心的。
约一千年前的
秦桧，他就是世俗过度了，纯粹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他可以假传圣旨宣
岳飞收兵回府；他可以把岳飞父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诸如此类，在特定时代非常时期，只有一揽朝中大权的秦桧才有机会做出来，也只有世俗过度的秦桧才会做出来。于是，秦桧便“有机会”成为历史上卑鄙无耻之徒的“典范”。
《红楼梦》中的
王熙凤，她也是世俗过头了，或许有人会说她是精明。这不，她也就世俗、精明过度了，反而成了市侩。我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有一个王熙凤化身的人，那我们的日子就非得心吊胆地过不可了。
不过，我们生活中毕竟平凡世俗的人居多。
人世间，世俗是必须存在的。否则，要人人都成为超凡脱俗的高人或君子，这叫我们到哪里找去；就算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切高人或君子都找出来，也凑不到那么多；如果要人人都成为卑鄙无耻市侩之徒，那人间会乱成什么样子。
张爱玲也算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你看她出身于官宦世家(她是清未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
前清大臣
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却擅长于写小市民的世俗生活，而且又写得那么细致入微。试想，如果张爱玲对“世俗”二字没有深刻体会，她是绝对写不出那么好的传世佳作的。说她俗，她甚至对自己的名字都认为是俗不可耐。她在《天才梦》一文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
《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她还很爱钱，她说钱可以买漂亮的衣服，她用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去买口红，她会和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在小钱上斤斤计较，算得一清二楚。可见，张爱玲这个女人确实俗透了，从她的名字到她的爱好，再到她的生活、价值观，哪一面又是不俗呢？不过，张爱玲的世俗又是别具一格的，这反而使世人认为她很怪，说她是传奇女子。于是，直至今日，张爱玲女士仍以她自己独特的世俗色彩吸引着全球三千万的“张迷”。
世间的人，有的人知道世俗而厌恶世俗，故走向超凡脱俗；有的人深谙世俗而走火入魔走向卑鄙无耻市侩；有的人明知世俗而甘愿世俗，安分世俗。
没有一点底蕴而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愤世嫉俗者，我们称之为狂妄自大；有着高深修养和学识的人超凡脱俗，我们称之为高人或君子。
没有一点底蕴而深谙世俗走火入魔的人，我们称之为势利小市民；有着高深学识却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深谙世俗走火入魔的人，我们称之为卑鄙无耻的市侩小人。
明知世俗而甘愿世俗安分世俗的人，我们称之为凡夫俗子。
《显扬圣教论》卷十六云︰‘宣说我法用，皆名为世俗。’
《俱舍论》卷二十二云：‘施设有故名为世俗。’
《成唯识论》卷一云︰‘境依内识而假立，故唯世俗有。’皆谓我、法等并非真实有，只是随着世情而假设，故称为世俗。
《显扬圣教论》卷六云︰‘问︰何因缘故名为安立。答︰由三种俗所安立故。一由世间俗，二由道理俗，三由证得俗。世间俗者谓安立田宅瓶盆军林数等，及安立我有情等。道理俗者谓安立蕴界处等。证得俗者谓安立预流果等，及安立彼所依住法。’
此中，如田宅等是有名无实，唯依名言而安立，故称世间俗；如蕴处界等是随体事而安立，故名道理俗；如四沙门果等是为了证得的方便而安立，故称证得俗。《成唯识论》卷八亦分别三种世俗，而以遍计所执为假世俗，依他起性为行世俗，圆成实性为显了世俗。另外，同论卷九将此三种世俗总摄于依他起性，其文云︰‘复有二性，一者世俗，谓依他起。二者胜义，谓圆成实。为简世俗故说实性。’亦即相对于圆成实的实有性，谓遍计所执是妄有，依他起性是假有，故总称二者为世俗。
至于其他诸论则谓有漏心是世俗心，缘世俗境的有漏智是世俗智，以世俗智来断诸染者为世俗道，其他凡有漏心之所行皆称为世俗。
战国时期，
秦国国君秦孝公准备任用
商鞅进行变法，提高农民与将士的地位，遭到大夫甘龙与杜挚的反对，商鞅据理力争，认为甘龙的话是世俗之言，他们只能安于故俗，溺于所闻，居官守法。推行新法就可以富国强兵，称霸于诸侯。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说，每个社会都是由狐狸型和狮子型这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狐狸型的人大胆、有冒险性，他们把谨慎二字抛在九霄云外，靠闯荡和机灵过日子。他们为了最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迷恋于一个又一个创新计划。狮子型的人则踏实、保守，珍视传统和旧的习惯，喜欢倚重实力，不大依靠机敏。他们有固定收益，他们的经济生活的 特点是谨慎、节俭，满足于稳当的小量投资，不愿进行赌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托把敢闯敢干的人称为狐狸型的人，而把谨慎守旧的人称为狮子型的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狮子是敢闯的那一种类型。
世俗犹如一潭死水，偶尔的出众犹如这潭死水泛起的一点微澜。然而即使世俗再怎么像死水，微澜也总会不时泛起，因为世间从来不缺想出众的心，哪怕这一点微澜最后总也免不了湮灭回这潭死水里，不留一点痕迹。
世俗看起来似乎很可怕。它使一个人锋芒尽去、流于平庸、不求进取；使一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了无激情。
可是，世俗何尝不是偶尔出众的根基。一个人的出众就像一个冲击函数，没有安于世俗的能量积累，何来出众？一个人的出众是短暂的，始终会成为过去。而人人争“出众”、时时皆“出众”，最终变成大众化，只不过是世俗的泛滥。
其实，世俗即使真的只是一潭死水又如何？一个人不哗众取宠，心态平淡，人生会更平稳；一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争“出众”，不图一时激进，就能暂离亢奋、暂离浮躁，在奋进的道路上发展得更坚实、更安稳。
谁敢说平稳、安稳不是珍贵的。既如此，谁又能说世俗一无是处。
世俗不是绝对的坏东西，但不是说人一生就该流于世俗，特别是在人生青少年时期，不该没有追求出众的狂妄。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没有狂妄，那么这个人的人生是可悲的，正如“人不风流旺少年”一样，“人不狂妄旺少年”。而只要青少年有狂妄，就会有不安分的想法和想出众的创新念头。这些不安分和想出众是十分珍贵的。
世俗不是绝对的坏东西，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该流于世俗，人人都必须没有渴求出众的狂妄。特别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青少年，不该没有少年的狂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青少年没有狂妄，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而只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有狂妄的青少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就会有不闭关锁国、不因循守旧的创新发展。
对一个人来说，激情的发展是呈三角形分布的。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激情上升很快，很陡然，很不安于世俗，求出众的次数多，出众能力强；从青少年到老年激情下降很平缓，很悄然，出众能力越来越弱，求出众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安于世俗。人生的锋芒就这样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岁月的锉刀慢慢锉平。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像一个人那样随时间而成长、衰老，国家、社会、民族的激情或许不会被岁月的锉刀锉平，但青少年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必然有激情，不安于世俗。青少年弱，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必然少有激情，流于世俗。
百年以前梁启超曾作《少年中国说》一文，驳斥中国乃“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这样一个临死的垂垂老朽之国的言论，他以国力的强盛比喻中国为尚未长成、实力尚未发挥的“少年国”。梁启超清楚指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我对此不但深深认同，而且觉得今天的中国已非少年，并且今天中国不能缺少敢担当责任、敢藐视天下的狂妄少年。
人生在世，从古至今，很难看破的就是名与利这两个字。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和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庄子也不例外。大家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嬉笑怒骂，说尽天下英雄，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庄子虽然幽默而有涵养，但并不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他还要处处求人，等米下锅。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抛弃世俗，狂妄无羁，但也不能流于世俗，不容出众。掌握好规律，正确引导青少年发挥狂妄特性，则国家有幸、民族有幸，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希望，国家能保持强盛、民族能保持强盛。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仅仅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子贡曾经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快乐的看法上，儒道两家还是有相通之处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寻求快乐的途径，那就是“安贫乐道”，不为世俗所累，不要迷失自己。
古语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人具有两面性：人是个体，同时又属于整体，这就注定了，人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你需要在世俗的舞台上按照既定的或非既定的动作去展示自己，完善自己；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你又不能不超越世俗生活，走进自己的净土，自己的世界，体验孤独的乐趣。只有二者相结合，一个人才能长久、完整地生存下去。否则，在一个世界待得太久，不免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人不能脱离世俗生活，又要超越世俗生活。
个体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入从容，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说，从前自己做梦，梦到自己是一只翩翩飞舞的大蝴蝶，但究竟是自己做梦化为蝴蝶了呢？还是蝴蝶做梦化为自己了呢？如此，是庄周之梦与蝴蝶，还是蝴蝶之梦与庄周，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本身已超越了世俗的局限，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庄子《逍遥游》里塑造了两个形象，一种是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扶摇而上九万里”，象征到家人物；另一种是蜩，象征世俗之人。“若夫成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对战国时期剧烈的政治斗争采取批判与回避的态度。楚威王派人带大量钱财去请他作相，被他毅然拒绝。庄子一辈子不追名逐利，只愿自得其乐，追求一种个人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个体是孤独的，但这份孤独却是一种难得的财富。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整日穿梭于行色匆匆的人群中，时间长了，总会疲倦。这种疲倦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精神难免会崩溃。因此，我们需要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于夜深人静时的书桌前，写写属于自己的文字；寂静怡人的小树林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幽远深邃的苍穹中，那关于嫦娥、关于天河的美丽传说。这是一种心灵的洗涤与沉淀。或许，我们的心因此而宁静，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多彩，我们才会面对明天更严峻的挑战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