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为什么能获茅盾文学奖,小说的亮点有哪些?

如题所述

《作家报》重榜披露: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揭密莫言的抄袭内幕

  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揭密莫言的抄袭内幕

  ■葛维屏(江苏)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给我的突出感觉,是不可置信。公平地说,《蛙》不是莫言的最好小说。当然,我们同样公平地说,《蛙》也不是他最差的小说。
  《蛙》的故事发展时空仍对准莫言驾轻就熟、如入无人之境的高密东北乡。只有在这里,莫言才能找到上天入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自由与爽快。在这部小说里,莫言放弃了他对感觉的精致的编排的努力,而是回归到简约的叙事语言中。而正是在这种语言的删繁就简的转换中,我们惊愕地看到,在莫言脱掉华丽的语言的外套之后,他的内质的语言,已经苍老与平庸得不忍卒睹。就像一个娇艳的妇人,在人们惊讶于她螓首蛾眉的外表靓丽之余,一旦洗尽铅华,竟然发现明眸皓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太湖石一般的干瘪的牙齿与凹陷的腮帮。
  当然,《蛙》这种返朴归真之后裸露出的莫言的本真,反而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有助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观察平台,回过头来,了望一下曾经以炫目的迷彩撼动**当代文坛的莫言,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莫言过去呈现出的令人难以捉摸、变幻无常的精神思想与语言盛宴,究竟是如何在**文坛上凭空产生,它们究竟有什么样历史的渊源?
  《蛙》显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坐标,告诉我们一个对莫言来说是下沉的海拔(尽管这部小说获得了莫言创作上国内最高等级的荣誉),然后以这个零高度为基准点,去勘察一下莫言成功的秘密,去探访一下究竟是什么制约了莫言向更高的峰巅迈进的动力。
  从《蛙》的存在,我们可以更好地将莫言的作品进行某种便于研究与解剖的分类,正像任何分类都是某种概念与理念主导的主观作用一样,我们这样的分类对于莫言的作品来说,并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普适性,但是,我们所抱的态度与动机,只是想使我们这样的分类,可以更好地切开莫言作品的秘密,接近莫言作品感染力以及软肋的核心所在。
  莫言的成功之处来自哪里?莫言风格是不是在**文学史上具备着横空出世的首创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很多研究者,都在众口一词地称莫言接受了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影响,但是,令人感到滑稽与荒唐的是,莫言本人总是在多种场合下对他的模仿定性进行竭尽可能的否论,这使得那些论者在研究与定位莫言受到的影响时,总像是一次对莫言的不问情由的强奸。为什么作者已经否定了的事情,研究者偏偏要强加于作者呢?
  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一文中说的非常明白:“有人认为我创作《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这是想当然的猜测。因为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
  那么,莫言的真正的模仿者与效仿者是谁?实际上,就是莫言小说中屡屡加以提及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
  可以说,莫言的最初出道的小说,无论是从核心的内容、人物情节的构思到意象的采撷、语句的搭配,都是对《静静的顿河》的无条件的模仿。
  特别强调的是,莫言的绝大多数小说的主题,竟然都是从肖洛霍夫那儿移植来或者说是抄袭来的。就像莫言一炮打响的《红高粱》,里面的情节,完全就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在莫言的文章及访谈中,肖洛霍夫及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概念,甚至莫言直接将肖氏笔下的人物引入到他的小说情节中去。
  我们不妨看看,莫言提到肖氏及其小说的频密情况:
  wang尧编者的《在汉语中出生入死》中莫言访谈部分,莫言提到:“我接触到的一些老作家,他们也时常提起《战争与和平》是好作品,对《静静的顿河》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自己不敢这样写,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写。”——其潜台词正意味着莫言是用敢于用《静静的顿河》的模式来进行写作的。
  为了让各位首先看看莫言是如何在语句上直接抄袭《静静的顿河》的,下面,我们摘抄一些莫言作品与《静静的顿河》有着相似构思与句式的语句,从表象上来看一看,莫言是如何有意无意地xi仿肖洛霍夫的创意与风格的(下文所引的《静静的顿河》的页码,均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印的1956年版本,系由金人所译;莫言的小说均未注明页码):
  例一:机关枪不住气地在哥萨克的头顶上打过,子弹的尖叫声像扇面一样四散开去。(《静静的顿河》第一卷340页)
  八挺歪把子机枪,射出的子弹,交叉出一个破碎的扇面,又交叉成一个破碎的扇面,时而在路东,时而在路西……(莫言《红高粱》)
  例二:……左手从肘部炸断了,但是阿列克塞却能很巧妙地用一只手卷香烟,一次也没失败过:他把烟荷包夹在凸出的胸前,用牙咬下一块够用的纸片,把纸片半卷起,把烟草倒进去,巧妙地用手指头卷起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下,阿列克塞往往已经眨着眼睛叼起卷好的烟卷,并且向人借火。 (《静静的顿河》第一卷第二章)
  他用左手从口袋里提出一支烟,插进嘴里。用左手摸出一盒火柴,夹在右胳膊弯子里。用左手食指捅开火柴盒。用左手食指和拇指捏出一根火柴…… (莫言《断手》)
  例三:“我很想念他……我趴在地上,亲他的脚印……也许,他是用什么妖法迷惑住我了吧?……” (《静静的顿河》)
  如果你不答应我,最亲爱的,我不会退却,不会放弃,我会默默地追随着你,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会跪在地上亲吻你的脚印…… (莫言《蛙》)
  例四:婀克西妮亚好像是在回答他心里的想头,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你就像对一只小母狗吹了一下口哨,我就跟着你跑啦。葛利沙,这是因为爱你和想念你,才逼着我这样做的……(《静静的顿河》)
  (崔凤仙)一点点地咬着司马库的皮肉,用绝望的腔调说:“……我知道,跟了你的女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可我就管不住自己,你在前头一摇尾巴,我就像母狗—样,跟着你跑了……”(莫言《丰乳肥臀》)
  上面的几个信手摘来的语句,足以看出莫言文风与《静静的顿河》之间的超出模仿的不绝如缕的关系。你如果还想否认这种语句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与构思上的如出一辙的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莫言的主体内涵、情节构造及意象营造方面对《静静的顿河》是进行了如何一种大言不惭的模仿与移植,我们甚至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残酷的真理,就是莫言的早期作品,完全是站在《静静的顿河》的高度上而起步的,一旦莫言离开了《静静的顿河》及肖洛霍夫的其他作品的支撑,他就陷落到一种无以复加的黑暗之中。我们就此武断地声称,莫言抄袭了《静静的顿河》,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是对莫言的贬低,而更可能是对莫言接轨世界文学中的最巅峰作品的一种首肯。
  一、 莫言对《静静的顿河》主题的抄袭。
  对莫言作品主体内涵与基调的概述中,最常见的是他的小说展现了“生命力”,张扬了“酒神精神。”至于“酒神精神”,更显得牵强附会,荒唐可笑。仅仅因为莫言作品中的主人公喜欢吃酒,就被称作是“酒神精神。”后来莫言专门描写浸入骨髓的“酒文化”对民族与人性的毒害的小说《酒国》出现之后,所有的评论家都缄默失声了,再也不提什么“酒神精神”了。误国误民的酒,何来精神?再来看看什么叫“生命力”?这是莫言小说的根本特点吗?用生命力这一套理论,去勾勒小说的主要特点,实际上是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理论框架。比如《西游记》,我们也可以套用生命力的这一套概念,称小说主要表现了孙悟空的敢于藐视权威的生命力;《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表现了一种对生命力的张扬与讴歌;《金瓶梅》里更是展现了性的力比多的生命趋向,极端地展现出生命力的各种情态。
  生命力这种概念,还有什么生存状况这类评论界通用的名词,连同陈思和发明出的“民间”概念,都是用一种莫须有的空洞而没有指向、缺乏内涵的框架,去机械地认定复杂的文学现象。莫言本人也对这些不痛不痒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与有礼貌的拒绝。比如莫言在与wang尧的对话中,就对陈思和“民间”理论不屑一顾,他甚至恶搞式地把卫慧这类描写现代城市小说的作家,也纳入到民间的范畴。莫言这样说道:“民间这个问题确实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民间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谁也无法概括出来,就像文化一样。”
  如此说来,民间究竟在何处?莫言毫不客气地把这一理论的巨大的空壳性,又原封不动地甩给炮制了这一连自己都知道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家陈思和,令陈思和追随着自己创造的理论原地划圈。
  那么,莫言有没有思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wang德威在《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生死疲劳》的一个缺陷:“尤其后半部急于交代情节,未免有虎头蛇尾之憾。这是莫言的老m病了。”
  这“老m病”倒是点中了莫言小说的死穴所在。莫言为什么有这个“老m病”?实际上,就是莫言小说到最后并没有给出一种精神上的内涵。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
  从引用的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就是莫言小说里的独立自治、反战情绪、中立立场等观念,都由《静静的顿河》提供了配套的完整的范本,莫言的思想主旨,很少有能超过《静静的顿河》所提供给他的基本元素。
  二、莫言对《静静的顿河》情节的抄袭。
  莫言小说里的核心情节,其实我们合并同类项一下,就会发现基本的线条,就是“偷情”。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莫言小说里的爱情故事,没有偷情的话,他的小说里还剩下什么样的感情内质?
  在中篇小说《红高粱》中,里面的核心故事,就是“我爷爷”与“奶奶”的偷情故事。在莫言的叙事结构里,这种婚外情的方式,永远是他小说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主题。
  那么,莫言的这种偷情意识来自于哪里?我们可以说,这恰恰是继承了《静静的顿河》中的主旨结构及情节构成方式。常有评论家称莫言的文学背景,是他所在的地域隶属于儒家文化的传统区域,似乎这种文化传统,涵养了莫言的精神内质。但令人不解的是,莫言小说里的世界,恰恰是一个与儒家文化传统严肃相悖离的人欲横流的世界。在莫言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之间绝对不是儒家传统下的那种“家齐妻从子顺”的和谐景象,而是充斥着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在莫言的小说里,我们看到,长辈对儿女几乎没有什么亲情的厚爱,邻里之间也缺乏一种互助与友爱,而更为突出的是,莫言笔下的夫妻之间很难在正常的婚姻状态下焕发出美丽的光泽,而只有在偷情的强烈刺激下,才能使男女的美丽被压榨似地放射出毒蛇般艳丽的光彩。
  这种偷情的理念,在**传统的乡村中,往往是作为一种乡民们唾弃的异文化而潜伏着存在的。而莫言却把这种文化放大成乡村的主流,使得莫言笔下的**乡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存在图景。
  《静静的顿河》爱情模式对莫言的强烈影响,甚至席卷到莫言在构造爱情细节时,都对《静静的顿河》进行了鹦鹉学舌的效仿。
  在《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对婀克西妮娅追求的一个经典性场面,是在婀克西妮娅到河边跳水的路上,葛利高里拦住去路,对她进行围追堵截。这一情节十分具有画面感,无论是《静静的顿河》小说与电影里,这一段情节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同样可以猜测这一画面在莫言的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使得他的小说中的爱情构造,也经常在重W地叙述着这一由《静静的顿河》打造的经典求爱情节。
  在《蛙》中,文中“我”向妻子wang仁美求爱之处,是在井边,情节的核心内容,就是如《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向婀克西妮娅那般发起挑逗性的攻击,攻击的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葛利高里是从婀的丈夫离开说起的,而“我”则是从别人的幽会展开爱情攻击的。《静静的顿河》中描写道:“婀克西妮娅又汲满了第二桶;把扁担挑到肩膀上,轻轻地摇晃着向山坡上走去。”《蛙》中则这样写道:“wang仁美挑着水桶走了。她大步流星,扁担颤悠悠,两只水桶上下跳动,好像要飞起来似的。”
  在莫言的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牛》中,也有对《静静的顿河》这一段情节的戏仿。小说描写饲养员的女儿杜五花挑水的路上,“我”拦住了她,“她挑着水桶昂首挺胸地从我面前过,我拉着牛横断了H同,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瞪着眼睛说:‘闪开!’我瞪着她的眼睛说:‘我给生产队里遛牛,你搞资本主义,凭什么要我给你让路?’”
  再看《静静的顿河》中类似的描写,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莫言把葛利高里骑的马,换成了小说的兽性主角“牛”:
  婀克西妮亚妥协地笑了,从小路上避开,想趁机会绕过马去。葛利高里却把马一横,拦住了她的去路。
  “躲开,葛利希加!”
  “我不躲开。”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以缓慢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哥萨克在走向战场时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基本被莫言在《红高粱》里进行了移用。而《静静的顿河》里对于战场残酷的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场面的描写,也被莫言在多部小说中予以接纳。在《红高粱家族》中的与R本人交锋的场面、《丰乳肥臀》中墨水河伏击R本鬼子的描写、《檀香刑》中义和团攻击德国人的细节,都可以找到与《静静的顿河》相似的肌理。特别是《静静的顿河》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哥萨克在一战战场上迎战德国兵的情节,可能深深地盘旋在莫言的脑海里,而《檀香刑》中表现的义和团与德国人的一场交战,终于使莫言可以越过在之前依样画葫芦地描摹**人与R本人的战斗场面时所缺乏洋气的遗憾,在这部小说里更为直接地向肖洛霍夫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致敬。
  三、 莫言《蛙》中透露出的作者转折信息
  《蛙》可以说是莫言小说中最缺乏活力与魅力的一个,尽管它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对莫言的一种讽刺。
  为什么《蛙》缺乏莫言以前小说那种没有节制但因而也洋溢着无法替代才气与活力的强劲力道呢?
  个人认为,是因为《蛙》中出现的“我”不再是莫言过去小说中那个永远以孩童视角观察与想象的叙事者,在《蛙》中,这个叙事者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此人在年龄段上,基本与莫言本人的身份相仿。
  莫言过去的放肆的叙事风格,与他选择了一个孩童视角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孩童可以在没有理性的想象空间里,得到阅读者的原谅,但是一个五十岁男人,他所必须执守在这个年龄上的理性的光芒,无疑让这样的男人形象被压抑在一个像孙悟空制伏在五行山下的那个沉重的空间里。
  《蛙》中不能说没有莫言所xi惯性的汪洋肆恣描写的回光返照,如在描写蛙的场面上,在表现麦场上流产小孩的狂欢中,但是这样的场面描写,不涉及到莫言过去的此类描写必定难以跳开“色”与“食”这两个中心关键词,因此,这些描写都显得冗赘而多余。
  除此之外,《蛙》的整个小说,都是平铺直叙地交待了一些跨时代的历史事件及作用于个体生命上的反映。
  而其中堕胎的主题,一直是莫言之前的作品中加以关注与重点描写的。这也决定了《蛙》中的部分情节,在之前的莫言小说中,曾经多次出现过。
  比如,《蛙》中再次出现了莫言小说中的那个经典的情节:一个军机的坠落爆炸。这一军用飞机的坠落事件,有可能来自于莫言的一次童年的记忆。这个记忆是如此的深刻,早在莫言初出道时,就将这一事件进行了超现实的描写。1985年,莫言写作的《爆炸》,表现了飞机失事这一背景事件,前景上则是“我”动员妻子到乡卫生院去流产。1986年,莫言写作的短篇小说《飞艇》再次描写了飞机坠落的事件,作者将这一事件放置在村民们外出讨饭的背景下予以呈现,借军用飞机失事这一“小说眼”,激活了文阁期间的贫穷的农村生活的浮世绘。
  而这样的构思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莫言的创作,之后莫言都有意识地把一个偏僻乡村的个人生活,纳入到历史的宏大体制下,便使得那些偷鸡摸狗的非典型事件,具有了可以考量的价值与地位。这可以说以《红高粱》为代表。甚至在《生死疲劳》中,一帮林林总总的猪啊、狗啊、马啊这些低贱的生命,一旦它们与**的政治风云胶着在一起的时候,立刻使它们的生命具备了指认的意义,而焕发了文学的光彩与理念上的轰鸣。
  可以看出,莫言真实生活中唯有一个女孩的真实现状,从他开始创作时,就给他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感情刺激。在《爆炸》里,面对着妻子的强势的对于二胎男孩的渴慕,小说中“我”虽然有着较为高等的政治地位,但是一直处于妻子的强烈的传统理念与思潮的压制之下,并且通过这种对比,衬托出“我”的无奈与卑琐,调侃了自己在强大的乡民思潮体系下的无能为力的精神状况,已经变相地透露出了《蛙》中主人公对自己只有女孩而没有男孩的恐慌性的心理质素。
  在《蛙》中,莫言终于以一名五十多岁的剧作家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那种悲哀现状。
  然而,《蛙》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有一个女儿,但小说里对女儿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爱的描写,在莫言的笔下,女人的最出彩之处,就是以一个儿童的眼光看到的女人,这时候的女人,带着一种强烈的性的象征,包括《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在她将死的时候,身边的观望者也是一个孩童。在孩童的眼睛里,女人显现出成熟、性感、媚人的质地。但是一旦离开孩童的眼光,莫言笔下的女人,便风采全失。而当莫言以一个五十岁男人的眼光看待女人的时候,那几乎是一种忽略了的存在。如果说莫言在早期作品中,因为远离了乡村身份而介入到城市文化中,还能够抵挡住乡村理念中的重男轻女的潮汐的侵蚀,而在小说中道貌岸然地发出几声男女都一样的平等呼吁的话,那么,到了《蛙》中,我们看到莫言已经缴械投降了,在失去了任何政治地位与前途的刺激之后,莫言让自己回复到乡村的集体理念之中,沉浸着自己没有男孩的强烈苦恼之中。这种苦恼之所以成立,恰恰是莫言回避了对女孩生命价值的肯定,在《蛙》中,我们看不到“我”的女儿所施予给“我”的那种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女孩完全是一个不存在的忽略掉的人物。正是借助于这种忽略,《蛙》强烈地表达了女孩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继承人的乡村理念,作者借此表达了一种对于自己的深深的怜悯,以此陈述了小说对另一个文化氛围里很令人费解的女孩无价值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虽然被莫言曾经批判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莫言在作批判状的时候,实际上,是虚弱无力的,就像一个生病的人,会经常提到那个病一样,莫言的多篇小说中,都表达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没有男孩的悲悯事实,骨子里还是一个民间理念烙印在血脉中的不可动摇性,一旦到了写作《蛙》的时候,莫言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
  所以,我们觉得《蛙》是莫言小说的一次重大转折,是他从过去的一个孩童视角向一个老年男人视角转变的重大节点。而这节点的转换,却使莫言过去呼风唤雨的叙事强项受到了严重的抑制,令过去的散发着氤氲气味的语言泛滥起泥沼死气沉沉的味道。
  可以说,莫言过去的小说风格,如在孩童眼中女人的魅力这种固定的表现各式,都制约了《蛙》难以介入到一种更丰润的人心刻划方式中。在《蛙》中,小说着重表现了没有男孩的苦恼,在作者的叙事空间里,男孩只要存在,就是意义,而根本不问其质量。在《蛙》中,写到一个抢东西的男孩,“我”前去追他,他返过来又追打“我”,这种基本没有质量的生命,在作者的笔下根本没有看到一种悲悯,在作者的笔下,女孩的优良质量,还不如一个缺乏品质的男孩。作者根深蒂固的理念,只是追求着男孩的意义,而对女孩的本身价值却不着一词,这也构成了《蛙》自成体系的一种理念氛围的根本原因。但是,恰恰在这里,莫言的潜意识,导致了《蛙》的一种局限性的理念喷发,使得这部小说可以看清楚莫言一直以来的成功与不成功的分水岭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到了《蛙》这里,一个立体式的莫言终于完美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对此进行再深度的解剖,那是另一篇文章应该负起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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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4-28
小说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融合为一体,塑造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形象,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60年的农村生育史。2011年,莫言凭借该作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观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世人对莫言的作品且褒且贬,褒的多是其巧妙的构思,贬的是其语言不加节制。《蛙》则一反常态,语言干干净净,很少旁枝逸出。《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10-18
meikanguo
第3个回答  2012-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