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语言活动也不例外。
从语言艺术创作中的修辞过程看,创作者总是要服从于一定的修辞目的,围绕一定的思想主旨,针对一定的表达对象,使用一定的语言符号,遵从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联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修辞陈望道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了“六何”说:“第一个‘何故’,是写说的目的,如为劝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这“六何”实质上就是修辞过程中,制约创作者语言艺术活动的一系列因素,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其主旨是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抨击,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但鲁迅先生文创作的社会环境被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因而,他对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和社会丑恶现象的“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鲁迅《两地书》)。他不常在杂文里作出结论式的答案,往往采用对比、暗示、双关、取譬、借喻等比较陷晦或委婉的表达方式。例如: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代光明:三明主义。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迅先生在此巧妙地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高喊“三民主义”的反动文人们的假三民主义。如果不是服从于抨击反动文人的目的。不联系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社会环境,不熟悉汉民族语言中的谐音双关表达手法,以上这则例子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目了。
同样,修辞艺术的鉴赏过程,也总是要服从一定的鉴赏目的,明确创作者的修辞意图 ,熟悉一定的语言符号,了解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联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这个道理从对鲁迅杂文的修辞鉴赏过程中,可以得以充分的说明,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要想正确地鉴赏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语言艺术精品,就不能不对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创作目的和修辞意图,作者的修辞艺术成品赖以开成的修辞手段有一个基本了解,仍以上例说明,如果当代的鉴赏者不知道“党国”的历史内涵,不了解“贾府”的文学底蕴,不熟悉“乾隆时代”的实际含义,不明白“三明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谐音双关联系,那么,上例就成了一组无特定意义的语句了,郭沫苦先生也曾举例说明过这个道理,他说:“作品的内含本有深浅的不同,读者的感受性也有丰富的差别,在富于感受性的人,主观的感受原可以为客观的权衡;而在啬于感受性的人,主客观便不能完全相掩,感受性的定量性于个人,在定限量内,个人所能发展的可能,依教养的则丰啬。同一部《离骚》,在童稚时我们不曾感得甚么,然到目前我们能称道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天才的作者。”(郭沫苦《艺术的评价》)这里所说的“感受性”,是指读者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能力。“童稚时”之所以无法欣赏《离骚》,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和文化艺术修养,对《离骚》是如此,对古今中外任何语言艺术和鉴赏也是这样,修辞的鉴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膀离修辞主旨、脱离修辞成品赖以形成的语言,脱离与一定修辞现象有关的自然、社会因素。
综上所述,修辞过程的完成和修辞效果的产生,总是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们把一定修辞或鉴赏过程中影响言语形式的选择和修辞效果产生的主客观因素总称为语境。
二、语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学术界对“语境”这一术语的一解和使用有较大的分歧,对语境因素的认定和分类也很不一致。有些学者从狡狭义的角度认识语境,认为语境主要指上下文(contoxt),是“在话语或文句中,位于某个语言单项前面或后面的语间、词或短语”(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文学词典》)。更多的学者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语境,认为语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表达的话语中心,也就是说写者所要表达的信息──语句篇章的意思、思想感情。2、表达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就是说写者的立场、观点、品格、气质、才能、学识、兴趣、爱好、艺术修养、语言习惯等;客观因素,就是表达的时间、空间、对象、前后语、上下文、条件、因果、前提等。3、表达的领域、目的的不同,长期地反复使用不同的传递媒介、语文材料、表达方式而形成的一系列言语特点的有机统一体──语体”(郑颐寿、林承璋《新编修辞学》)。在论述修辞和鉴赏的语境问题时,我们使用广义的语境概念。
无论是狭义的语境要领还是广义的语境概念,都从各自认识问题的角度包容了多种语境因素。诸多语境因素构成了一个语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境因素依一定组合、类聚关系,构成语境系统的支系统及其各级下位系统。
根据语境因素存现的区位,我们将语境系统首先区分为言辞外语境和言辞内语境两个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外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外语境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内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内语境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内又可区分出若干层下位系统。言辞外语境因素分为客观语境因素和主观语境因素两类。客观语境因素包含自然因素(如时间、空间、景物等)和社会因素(如事态、对象、文化、地位、关系等);主观语境因素包含情态因素(如目的、主旨、心境等)和形态因素(如表情、动作等)。
言辞内语境因素分为语言态语境因素和言语态语境因素两类。语言态语境因素包含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因素;言语态语境因素包含语体、表达方式和逻辑关系等因素。上述各语境因素支系统和下位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中,它们相互关联,并同时作用于一定的倏和鉴赏过程。
三、语境是相对于一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而言的
特定的语境,是相对于特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的,离开了特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便无“语境”可言。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我们可以孤立地描写出以上语境系统及其支系统和各级下位系统,但只要我们一涉及“语境”之所以成为“语境”这一问题时,就无法脱离开具体的修辞和鉴赏过程。比如,上述言辞外语境系统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可以不依赖于修辞和鉴赏过程而独立存在。你可以不去描绘自然景物,在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中也可能不受到自然景物的影响,但自然景物依然存在;你的修辞可以不考虑某些鉴赏者的特点,但这些鉴赏者和他们的鉴赏活动并不因此而消亡。因而,理论上描述的诸多“语境因素”,实际上是对可能成为语境因素的客观实在和主观条件的一种预测。只有当它们在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中成为制约修辞或鉴赏活动的因素时,我们才赋予这些客观实在和主观条件以“语境因素”的内涵。比如,“触景生情”而创作修辞成品,“援物取譬”而构成比喻辞格,“因人择语”而显现不同的言语风格,“依事立言”而形成不同的语体色彩......这些“景”、“物”、“人”、“事”等相对于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而言,便有了“语境因素”的内涵。
从以上列出的语境系统的因素看,似乎语境包罗万象,无所不容,实则不然。在进行理论上的阐述时,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把语境因素例举尽,以便周全地描写和分析整个语境系统。但是,如果涉及一个实际的修辞和鉴赏过程,那么,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语境因素便是具体的、有限的、可描述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语境决定了使用语言的艺术,决定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组织方式。......同时还必须看到,语境的这种约束力是表现为选择语言手段时的一种倾向性的要求,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语境的用语要求和具体的语言手段之间作出精确的、一一对应的预测”。(张绍滔《试论影响语体变化的语境因素》载《修辞与研究》第四辑)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针对某一修辞片断来分析它受制于哪些语境因素时,不可能把理论上预测的所有语境因素都与这个修辞片断联系起来。
语境系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语境总系统、支系统和各级下位系统的理论划分,是通过静态的分析而得出的,当预测的语境因素成为制约一定修辞和鉴赏过程的实际的语境因素时,语境的静态系统便出现了相互融洽、渗透和排斥的动态趋势,原来静态地处于各个理论语境系统中的因素便以对同一修辞和鉴赏过程的约束力为重心,进行临时的组合和类聚,构成了个动态的新的语境系统,试析以下修辞片断: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站在这个广场上,同千千万万的尼泊尔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过去时代的珍贵的回忆就又涌现在我的跟前,虽然在我们的两国之间横隔着边界上最险阻的喜马拉雅山,然而我们的人民却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的来往,他们交换了彼此在文化上的创造和在农业和工艺上的成就。
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祝中国和尼泊尔的友谊象联结着我们两国的喜马拉雅山那样巍然永存。
在这一修辞片断中,主要语境因素与言语特色有以下对应关系:
表达对象:友好邻邦的市民──简朴、通俗的言语。表达目的:抒发、赞颂中尼友谊──热情、诚挚的风格。
表达场合:加德满都广场群众集会──演讲语体的运用。
相关景物:喜马拉雅山──喻体的正确使用。
上下文:两次提到喜马拉雅山──首尾呼应
“对象”、“目的”、“场合”、“景物”、“上下文”这些在理论阐述中分属于不同支系统的语境因素,围绕同一约束客体,组合、类聚为一个动态的、实际的语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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