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告诉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1984年，他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强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他对祖国固有领土香港的深情和收复香港的渴望。他曾说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他还对他的女儿说过，如果香港回归时他走不动，就用轮椅把他推到香港，能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也好。
遗憾的是，他在香港回归前的五个月不幸逝世。但在回归仪式上，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光临，表达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他老人家不朽功勋的感激和告慰。
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开明、务实和开创精神，集中反映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
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但如何收回，收回后如何管理，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大智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将复杂的难题迎刃而解。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最佳方案，决非偶然。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开创精神和变革精神。他思想解放，勇于打破陈规、颠覆既有模式、超越思维定势，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过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和主权纷争，都是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另一方屈服妥协或做出更多利益牺牲来解决，贻害无穷。邓小平决心抛弃这种方式，而开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和平之路。
开辟和平之路，还必须有另一重思想突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过去思路，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那样，在香港人民没有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情况下，硬把大陆的制度强加给他们，必然会在香港引起动荡和惶恐。难道一个国家只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制度吗？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大陆十几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体，它的某些地区如港澳台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总体上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国两制”构想就是他务实精神的典型表现。他确信由于政策对头，兼顾了大陆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照顾了英方的面子和利益，也照顾了世界各国在港的利益，“一国两制”一定能为各方接受和取得成功。这一点已为回归十年的事实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保留资本主义香港这扇的窗口，对正在改革开放的内地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利，对促进两地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点，也为十年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具有国际意义。这一点也为世界所公认。
面对强劲对手，邓小平表现了所向披靡的气概和压倒一切的自信，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真正做到了寸步不让、决不妥协。
1984年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那次著名的会见和谈话可以说是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次大较量。挟马岛战争胜利的威风，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声称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要求1997年以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威胁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人来管制。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邓小平针锋相对：“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逐一批驳了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要继续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之下、香港不能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就会引起香港波动等论调。他特别针对“波动论”说了一段令英国人胆战心惊的话：“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指出，过渡时期如果发生大的混乱将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人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言下之意，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如出现动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经过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在出人民大会堂时竟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回到宾馆时，她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他（邓）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中英联合声明时承认：“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今年6月10日，《星期日电讯报》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发表题为“撒切尔夫人谈关于香港问题的遗憾”的署名文章，接受采访的撒切尔夫人披露了当年与邓小平会谈“碰壁”的心境，说她自己对没能说服邓小平延长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租期一事，感到失望。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政府面对的谈判对手是外交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爱在撤出殖民地时蓄意制造或留下许多麻烦的英国人。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企图玩弄“三脚凳”把戏，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谈判。这是很阴的一招。中方同意吧，正中其下怀，英方“以华制华”的目的就实现了；中方不同意吧，那可以使港人怨恨大陆，他反而可以在香港人面前做好人。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英方的用心，指出，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的事，怎么能把香港拉进来呢？
打“民意”牌，也是英方的惯技。一些亲英媒体整天发表文章，说港人希望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不欢迎中国人来港，中国人来了香港就要乱。英国人还鼓动两局议员单独组团到英国“请愿”，在国际上造成香港人民不接受中国收回香港的印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借接见香港人士时，着重讲了“港人治港”的问题，表明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到未来特区政府任职，香港事务完全由爱国爱港的港人管理，并要求抓紧在过渡时期培养治港人才，还强调中央将来不在香港征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港人担心内地人九七后来接管香港的疑虑，使英国的“民意”牌失效。
英国人曾一再宣扬香港是“在英国管制下”取得繁荣的，意思是未来香港管理离不开英国人，提出中英“共管”，即英国同意中国收回主权，但由英国人来管理香港，就是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坚决打掉了英方的如意算盘。邓小平强调，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香港人奋斗的结果，相信香港人能够管理好香港，从而排除了英国人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高官、继续对香港进行实质管理的企图。
英国人以“高度自治”为借口，极力阻挠中国在港驻军。但邓小平十分明确，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他针对某些人的糊涂观点，尖锐地批评说，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为了防止英国人在过渡时期做手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给未来香港政府留下麻烦，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鲜明地提出了五点意见：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二、中方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港英政府也可以动用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于行政开支；三、希望不要随意增加政府人员、薪金、退休金额，那将会增加未来政府的负担；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未来特区政府；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转走资金。可以说，这五条结结实实地堵死了英方在过渡期制造麻烦的路。
为确保香港回归后能保持长期稳定，邓小平也有深谋远虑。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关于基本法起草，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邓小平还就“干预”问题特别提醒人们：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
1984年，他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强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他对祖国固有领土香港的深情和收复香港的渴望。他曾说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他还对他的女儿说过，如果香港回归时他走不动，就用轮椅把他推到香港，能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也好。
遗憾的是，他在香港回归前的五个月不幸逝世。但在回归仪式上，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光临，表达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他老人家不朽功勋的感激和告慰。
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开明、务实和开创精神，集中反映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
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但如何收回，收回后如何管理，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大智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将复杂的难题迎刃而解。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最佳方案，决非偶然。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开创精神和变革精神。他思想解放，勇于打破陈规、颠覆既有模式、超越思维定势，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过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和主权纷争，都是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另一方屈服妥协或做出更多利益牺牲来解决，贻害无穷。邓小平决心抛弃这种方式，而开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和平之路。
开辟和平之路，还必须有另一重思想突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过去思路，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那样，在香港人民没有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情况下，硬把大陆的制度强加给他们，必然会在香港引起动荡和惶恐。难道一个国家只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制度吗？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大陆十几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体，它的某些地区如港澳台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总体上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国两制”构想就是他务实精神的典型表现。他确信由于政策对头，兼顾了大陆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照顾了英方的面子和利益，也照顾了世界各国在港的利益，“一国两制”一定能为各方接受和取得成功。这一点已为回归十年的事实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保留资本主义香港这扇的窗口，对正在改革开放的内地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利，对促进两地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点，也为十年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具有国际意义。这一点也为世界所公认。
面对强劲对手，邓小平表现了所向披靡的气概和压倒一切的自信，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真正做到了寸步不让、决不妥协。
1984年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那次著名的会见和谈话可以说是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次大较量。挟马岛战争胜利的威风，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声称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要求1997年以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威胁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人来管制。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邓小平针锋相对：“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逐一批驳了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要继续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之下、香港不能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就会引起香港波动等论调。他特别针对“波动论”说了一段令英国人胆战心惊的话：“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指出，过渡时期如果发生大的混乱将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人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言下之意，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如出现动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经过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在出人民大会堂时竟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回到宾馆时，她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他（邓）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中英联合声明时承认：“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今年6月10日，《星期日电讯报》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发表题为“撒切尔夫人谈关于香港问题的遗憾”的署名文章，接受采访的撒切尔夫人披露了当年与邓小平会谈“碰壁”的心境，说她自己对没能说服邓小平延长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租期一事，感到失望。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政府面对的谈判对手是外交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爱在撤出殖民地时蓄意制造或留下许多麻烦的英国人。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企图玩弄“三脚凳”把戏，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谈判。这是很阴的一招。中方同意吧，正中其下怀，英方“以华制华”的目的就实现了；中方不同意吧，那可以使港人怨恨大陆，他反而可以在香港人面前做好人。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英方的用心，指出，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的事，怎么能把香港拉进来呢？
打“民意”牌，也是英方的惯技。一些亲英媒体整天发表文章，说港人希望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不欢迎中国人来港，中国人来了香港就要乱。英国人还鼓动两局议员单独组团到英国“请愿”，在国际上造成香港人民不接受中国收回香港的印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借接见香港人士时，着重讲了“港人治港”的问题，表明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到未来特区政府任职，香港事务完全由爱国爱港的港人管理，并要求抓紧在过渡时期培养治港人才，还强调中央将来不在香港征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港人担心内地人九七后来接管香港的疑虑，使英国的“民意”牌失效。
英国人曾一再宣扬香港是“在英国管制下”取得繁荣的，意思是未来香港管理离不开英国人，提出中英“共管”，即英国同意中国收回主权，但由英国人来管理香港，就是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坚决打掉了英方的如意算盘。邓小平强调，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香港人奋斗的结果，相信香港人能够管理好香港，从而排除了英国人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高官、继续对香港进行实质管理的企图。
英国人以“高度自治”为借口，极力阻挠中国在港驻军。但邓小平十分明确，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他针对某些人的糊涂观点，尖锐地批评说，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为了防止英国人在过渡时期做手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给未来香港政府留下麻烦，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鲜明地提出了五点意见：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二、中方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港英政府也可以动用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于行政开支；三、希望不要随意增加政府人员、薪金、退休金额，那将会增加未来政府的负担；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未来特区政府；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转走资金。可以说，这五条结结实实地堵死了英方在过渡期制造麻烦的路。
为确保香港回归后能保持长期稳定，邓小平也有深谋远虑。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关于基本法起草，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邓小平还就“干预”问题特别提醒人们：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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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7-14
2047年7月1日，50年不变到期，中国将对香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没收李嘉诚等买卖资本家的财产，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没收李嘉诚等买卖资本家的财产，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6-27
收复香港前后的资料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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