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媒介环境学尚在萌芽,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50年代以后,媒介环境学渐趋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后日趋活跃,他们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1970年,波兹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波兹曼认为,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而固有的结构,揭示媒介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
学派的创生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领军人物、原创思想和制度构建。媒介环境学的创建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
媒介环境学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建制于波兹曼。英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波兹曼是学科制度化的关键人物。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4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麦克卢汉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执教,任英语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他们互相激励。麦克卢汉推崇英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他欣然为《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作序,在传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英尼斯也许会默默无闻。这一判断似乎有所夸张,但也有不无道理。
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论”就是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学派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建立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度将近10年的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他参与持久的咖啡屋“清谈”,1963年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讨会。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60年代后期,他和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编辑的《预警线通讯》(DEW-LINE),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
麦克卢汉共有10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媒介环境学的两驾马车、一体两面。本世纪之前,加拿大学者和美国的詹姆斯·凯利往往不能够正确对待两人的学术地位,他们采取贬低麦克卢汉、褒扬英尼斯的态度。重要的原因有3个:(1)英尼斯的现实关怀胜过麦克卢汉,(2)英尼斯谨守校园学术,是书斋型学者的楷模,而麦克卢汉却成为公众偶像;(3)英尼斯讲究学术的规范,麦克卢汉讲究华丽的修辞。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麦克卢汉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伦多学派的学者,以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研究所为组织保障,以《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和《预警线通讯》为宣传阵地。4位最杰出的学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
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Donald Theall)、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他是福斯戴尔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3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作。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几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
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国问世,是媒介情景论的代表之作。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戏剧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