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要以“公平与正义”为底线
卢周来
公平与效率的“原始”争论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界关于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仍然主要局限于上世纪80代中期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相矛盾的观点之上。这一观点的源头主要有两个。
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说，社会产出中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越多，人均占有资本量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又来源于储蓄。但在这些模型中，无一例外地认定富人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更重要的是，富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利润的目的，又使社会储蓄能迅速转化为投资。所以，如果让社会越不公平，即让钱更多地集中于富人手中，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你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你要强调效率，你就必须付出不公平的代价。
二是早期发展经济学观点，尤其是阿瑟·刘易斯和西蒙·库兹涅茨的所谓“二元结构”理论。他们都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现代部门与前现代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前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而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要件就是，现代部门中的要素收入要远高于前现代部门。这一观点的确隐含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没有现代部门中要素所有者收入远高于前现代部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经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界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应该承认，公平与效率在一定时期的确存在矛盾的一面。也正因此，基于改革开放前经济效率不高，我们党曾经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
“不公正”的负面影响
然而，包括库兹涅茨“倒V”型假说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分配应该趋向平等。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经济学进展更是认为，当以包括人力资源投资、土地初始分配状况等在内的财富所衡量的不公平状况持续恶化，将对效率或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妨碍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不公正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即“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即“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所以，让人们感觉不公正的制度，就会妨碍经济增长。用一个比方：如果努力做蛋糕的人，不能多得到一份蛋糕；而那些只想用各种手段从已经做好的蛋糕中多划拉一块的人，却多得到了蛋糕，这时人们就会感觉不公平。感觉不公平之后，原来努力做蛋糕的人也不愿再努力做蛋糕了，转而也用各种手段想多分一块蛋糕。此时，蛋糕当然做不大。
我们原来曾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其中一条就是平均主义，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相反，少数人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使“干的人不愿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维护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不公正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阿莱辛那与帕里蒂指出（1996），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就像蛋糕只有那么大，而越来越多的人只想从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划拉出自己的一块，必然会造成对有限的蛋糕的争夺与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我们又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因此，实现公平与正义，对于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
有意思的是，不公正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观点甚至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即使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尽管不会危及社会稳定，但危及税收与财政方向，进而影响生产性投资。他们的逻辑是，政府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是投票的结果，而投票的结果又取决于“中位投票人”的数量。如果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使得社会中大多数公民觉得有问题，他们在投票时就会选择给富人征收更重的税收的政策，以及选择更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政策，而重税无疑会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不公平经由“税收与财政扭曲”影响了经济效率。
不公平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也会妨碍经济增长。消费与投资一起，构成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如果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也将因为没有最终需求而陷入停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状况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国内社会消费的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资金外流。经济学家罗德里克经过研究发现（1997），在人们感觉很不公平的社会中，富人的安全感普遍较差。因而，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往往选择国外；在选择住房、教育、保险等投资性消费时，也往往选择国外。这样，会造成所在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宝贵资金外流，影响所有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现象在拉美及南亚国家十分普遍一些国家甚至因为外流的资金远超过吸引的外来投资而陷入危机。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不与追求经济效率相悖，而且二者同等重要并相互促进。
我认为，作为直接以知识贡献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家，不能老抱着“效率与公平是矛盾”的观念，更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效率而漠视社会公平与正义。因为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改革开放中担当决策者与“领头羊”的经济工作者，更要改变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正如温总理所说，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也才能保持国家或本地区经济的真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自《改革内参》2005年第11期）
参考资料：http://www.nongqi.com/union/news/2007271857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