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生活了近三年,他是一个豁达、超然的人。他推行新式农具秧马,带头捐出犀带筹款修筑东新桥、西新桥,使民众安居乐业等。他的“勤政”和“德政”对惠州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句表达了他身处逆境不颓、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惠州西湖的山水也因此注入了“隐逸”和超凡脱俗的人文风格。
广东惠州,是苏东坡为官以来被贬得最远的地方。当时他也许没想到,三年后还有一个更远的海南儋州在等着他。
北宋绍圣元年(1094),章惇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市)。1094年4月,苏东坡从定州出发,还在赴贬途中竟被“五改谪命”,恐怕是创了最惨纪录。这年的十月初二,他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来到惠州安置,并“不得签书公事”,实际就是一个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闲职。
惠州地属岭南。唐宋时期,岭南一带被视为“瘴疠之乡”,贬谪流放至此,即是极重的惩罚。尽管苏轼经历过人生的世态炎凉,更经历过官场的波诡云谲,但也许是因为数月舟车劳顿,一入广东境内,便发出了“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的长叹。
好在这个天生的“乐天派”很快就调整心态,融入岭南。甚至随遇而安,流露“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这样的闲适心境。
苏东坡终其一生,不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与困难,都不曾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在惠州虽不能签书公事,但他不遗余力地奔走,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苏东坡在杭州西湖,曾修一座苏堤。在惠州,苏轼也修了一条“苏堤”。史载,当时惠州西湖两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极为不便。苏轼倡议筑堤修桥,并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家族人捐出“黄金钱数千”。绍圣三年(1096)六月,堤桥修成,百姓奔走相庆,苏轼写诗以贺:“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把这条堤命名为苏堤。“苏堤玩月”成为西湖八景之一。 苏轼一生似乎总与西湖有缘。杭州、惠州之外,苏轼在任安徽颍州太守时还在当地疏浚了一个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它们都是苏轼在地方为政时的惠民之举。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看见农民插秧辛苦,根据他的经验和记载,发明了秧马;他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杂居市内,建议建营房三间;他目睹惠州缺医少药,便常蓄善药,施救贫病;他发现江边郊野,到处都有无人掩埋的骸骨,便和知州詹范商量,筹钱雇人埋葬,建造丛冢;他还建议推广水碓水磨,纠正米贱伤农,新居凿井方便四邻,举荐贤良,救民赈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说广州城居民都饮咸水时,还指导广州太守王仲敏建造了广州自来水。
东坡惠民,桩桩件件彰显大智慧。东坡之大不幸,乃是岭南之大幸。今天,惠州人民把“不辞长作岭南人”七个一米见方的大字,深深镌刻在东坡居士像石阶下面的广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