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即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推行与民休养政策，重视手工业生产，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
2、政治：厉行法治，赏罚分明。提出“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的法制原则，且执法甚严，坚持任人唯贤，吏治清明。
3、军事：重视兵器的制造和科技的发展。他亲自指导设计出适宜于山地运输的工具木牛流马，改进连弩。
2、政治：厉行法治，赏罚分明。提出“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的法制原则，且执法甚严，坚持任人唯贤，吏治清明。
3、军事：重视兵器的制造和科技的发展。他亲自指导设计出适宜于山地运输的工具木牛流马，改进连弩。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9-09-29
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
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 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
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
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 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 “科”与“教”相辅而行。
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三、诸葛亮依法治蜀于今之启示
法律是反映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古往今来，凡如诸葛亮一般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将严明法纪作为治政理国的重要手段。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地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同时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吸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我们应当从前人的史例中借鉴经验，为我们开创新的历史服务。健全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国家的重要主张，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现在改革开放了，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要借鉴、吸收，但由此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如吸毒、嫖娼、赌博、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诸葛亮那种厉行法治的顽强信念、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坚决对此予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得以正常有序的生活。否则社会“风气如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要实现这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和保障。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市场是多种主体的，各种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我们运用法制功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需要我们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市场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要做到上述所有这些，我们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就有必要发扬诸葛亮那种积极引导、深入宣扬的普法精神，号召全社会都来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营造浓厚热烈的法制氛围。
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造就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全体公民皆应有责，试想生活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古人尚能有如此“训章明法”，今天的我们理当不会逊色的罢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
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 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
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
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 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 “科”与“教”相辅而行。
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三、诸葛亮依法治蜀于今之启示
法律是反映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古往今来，凡如诸葛亮一般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将严明法纪作为治政理国的重要手段。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地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同时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吸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我们应当从前人的史例中借鉴经验，为我们开创新的历史服务。健全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国家的重要主张，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现在改革开放了，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要借鉴、吸收，但由此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如吸毒、嫖娼、赌博、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诸葛亮那种厉行法治的顽强信念、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坚决对此予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得以正常有序的生活。否则社会“风气如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要实现这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和保障。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市场是多种主体的，各种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我们运用法制功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需要我们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市场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要做到上述所有这些，我们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就有必要发扬诸葛亮那种积极引导、深入宣扬的普法精神，号召全社会都来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营造浓厚热烈的法制氛围。
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造就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全体公民皆应有责，试想生活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古人尚能有如此“训章明法”，今天的我们理当不会逊色的罢
第2个回答 2019-09-29
1.1内政
1.1.1法制严明
诸葛亮在治理国家内政这方面做的非常好，从他制定法律就可以看出。诸葛亮制定的法律可以用有度、公正二词来形容。法律有可执行性一个关键在于不可过苛，亦不可过松。秦时法度甚严，充斥着法家思想，不近人情，死刑和残酷的肉刑甚多，而且小过则大罚，于是适得其反，不久就起义不断，如此庞大的秦王朝仅仅持续了十五年。但是过松则会造成违法行为的猖獗。诸葛亮采用依法治蜀的方式，制订了《蜀科》，同时也注重法、理并重，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可以说是法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是诸葛亮一直推崇的，也反映了他因时制法的特点。这是一种合乎民心的做法。乱时生灵涂炭，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则以宽法而抚之；太平年间，严法可稳定治安，有助于百姓安居乐业。
法律的制定不只是为了约束百姓，也是为了约束官僚贵族。只约束前者，会使国家风气葳蕤不振。《三国志·法正传》中记载了刘璋在川时的景象：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而诸葛亮入川后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改变这种局势，诸葛亮便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制，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的力度却要小很多，而且还制订了许多扶植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
历代执法人员，无一点私心的屈指可数，但诸葛亮执法却无愧可称为“公正”。《三国志》中说道：“尽忠益时者虽雠(chóu)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举例来说，诸葛亮素爱马谡之才，但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临阵逃脱，使大军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虽心怀不忍，但毅然将其斩首；王平虽然地位不及马谡，但因苦谏有功不但免去一死，而且还被提升了官职。可见在蜀国，诸葛亮的管理下，评定人的唯一标准便是有功与否，是否是官二代可以免谈。
这样严明的治理给蜀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貌呢？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所体现：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可见诸葛亮明法治国方面堪称能臣。
可叹！可敬！试以史为鉴，世之安定岂能不依法乎？故法之制定尤为重要。而法之制定赖制法者与执法者有仁之心，严之度，勿有私心，以民为本。诸葛亮便是制法执法的典范。法明，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1.1.2亲贤远小
国君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三国时期蜀国的后主刘禅却幼弱，是非观念不强，这会造成朝中风气不好，若无人重视，甚至可能重蹈东汉末年十常侍叛乱的覆辙。身为托孤重臣，身为一国之相，身为后主的相父，诸葛亮边担负起了教导刘禅的责任。诸葛亮在著名的《前出师表》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亲贤远小”由此而来，也成为了诸葛亮教导刘禅的准则，诸葛亮常推荐蒋琬费祎等人与刘禅。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先主刘备死后，诸葛亮一人担任起匡扶汉室的大任，因此常南征北战，没有空闲治国安民。朝中能治国之人，非蒋琬、费祎莫属，若想使国家安定，必要重用此等贤臣。不从国家来说，仅仅从刘禅的角度来看，亲贤远小是君子的风范，又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亲近贤臣会使刘禅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并学到治国之术。从现实来看，刘禅并没有这么做，他亲近宦官，因此后来才有了“黄皓专权”，使蜀汉政权岌岌可危，最后灭亡。可见“亲小人”的危害，亦可见诸葛亮正确的主张了。
惜哉！蜀汉之建立不易，乃众贤臣呕心沥血之功，尤其有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最终败于小人之手。然而至少可见，诸葛亮深明大义，深通交友之道，同时诸葛亮日夜不忘国家、君主，堪可为忠臣之典范。以大知小，我等交友须慎，应接近良师益友，慎查花言巧语之人，谨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方可修身成为君子。
1.1.3休士劝农
蜀被称为天府之国，在农耕方面有一定的地理优势。诸葛亮就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不但使国库丰足，也使北伐军姿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好处远不止这些。因为农耕的经济利益大，所以当地百姓无不努力耕种，减少了游手好闲，违法乱纪的人。随着蜀地人民生活渐渐变得富足，也就招来了更多的人口，改善了当地地广人稀的状况，逐渐形成了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可见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十分显著（耕战：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战争鼓励制度）（1）。
1.1.4兴修水利
诸葛亮在汉中时，曾利用当地的地势兴修水利。（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著名的都江堰。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使得工程更为完善。）诸葛亮就对都江堰进行细心的维护，维护人员达到一千二百人，还专门设立了堰官主管都江堰的维护，还大量兴建各类灌溉设施，时人称为“诸葛堰”、“小诸葛堰”。诸葛亮还建了九里堤、河门堰为都江堰之辅。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这些水利工程都带来了哪些好处呢？《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所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很大，兴修水利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直到今天，汉中的六大名池仍在延用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 我们常读到诸葛亮南征北伐，却不知他在后方还做了如此庞大的工程，可见他思考有全面性，历来人所不及，也值得现今的我们学习。
1.1.5养兵强兵
因为有了休士劝农，军屯耕战的基础，所以蜀地的粮草丰足。利用了这些优势，诸葛亮就开始操练人马，准备北伐。在这段时间，兵精粮足，所以北伐曾取得过战略性的进展（虽然没有胜利，但是已属不易）。
以上出自我的论文，不要嫌弃哦，未经同意不许转载
1.1.1法制严明
诸葛亮在治理国家内政这方面做的非常好，从他制定法律就可以看出。诸葛亮制定的法律可以用有度、公正二词来形容。法律有可执行性一个关键在于不可过苛，亦不可过松。秦时法度甚严，充斥着法家思想，不近人情，死刑和残酷的肉刑甚多，而且小过则大罚，于是适得其反，不久就起义不断，如此庞大的秦王朝仅仅持续了十五年。但是过松则会造成违法行为的猖獗。诸葛亮采用依法治蜀的方式，制订了《蜀科》，同时也注重法、理并重，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可以说是法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是诸葛亮一直推崇的，也反映了他因时制法的特点。这是一种合乎民心的做法。乱时生灵涂炭，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则以宽法而抚之；太平年间，严法可稳定治安，有助于百姓安居乐业。
法律的制定不只是为了约束百姓，也是为了约束官僚贵族。只约束前者，会使国家风气葳蕤不振。《三国志·法正传》中记载了刘璋在川时的景象：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而诸葛亮入川后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改变这种局势，诸葛亮便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制，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的力度却要小很多，而且还制订了许多扶植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
历代执法人员，无一点私心的屈指可数，但诸葛亮执法却无愧可称为“公正”。《三国志》中说道：“尽忠益时者虽雠(chóu)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举例来说，诸葛亮素爱马谡之才，但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临阵逃脱，使大军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虽心怀不忍，但毅然将其斩首；王平虽然地位不及马谡，但因苦谏有功不但免去一死，而且还被提升了官职。可见在蜀国，诸葛亮的管理下，评定人的唯一标准便是有功与否，是否是官二代可以免谈。
这样严明的治理给蜀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貌呢？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所体现：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可见诸葛亮明法治国方面堪称能臣。
可叹！可敬！试以史为鉴，世之安定岂能不依法乎？故法之制定尤为重要。而法之制定赖制法者与执法者有仁之心，严之度，勿有私心，以民为本。诸葛亮便是制法执法的典范。法明，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1.1.2亲贤远小
国君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三国时期蜀国的后主刘禅却幼弱，是非观念不强，这会造成朝中风气不好，若无人重视，甚至可能重蹈东汉末年十常侍叛乱的覆辙。身为托孤重臣，身为一国之相，身为后主的相父，诸葛亮边担负起了教导刘禅的责任。诸葛亮在著名的《前出师表》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亲贤远小”由此而来，也成为了诸葛亮教导刘禅的准则，诸葛亮常推荐蒋琬费祎等人与刘禅。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先主刘备死后，诸葛亮一人担任起匡扶汉室的大任，因此常南征北战，没有空闲治国安民。朝中能治国之人，非蒋琬、费祎莫属，若想使国家安定，必要重用此等贤臣。不从国家来说，仅仅从刘禅的角度来看，亲贤远小是君子的风范，又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亲近贤臣会使刘禅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并学到治国之术。从现实来看，刘禅并没有这么做，他亲近宦官，因此后来才有了“黄皓专权”，使蜀汉政权岌岌可危，最后灭亡。可见“亲小人”的危害，亦可见诸葛亮正确的主张了。
惜哉！蜀汉之建立不易，乃众贤臣呕心沥血之功，尤其有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最终败于小人之手。然而至少可见，诸葛亮深明大义，深通交友之道，同时诸葛亮日夜不忘国家、君主，堪可为忠臣之典范。以大知小，我等交友须慎，应接近良师益友，慎查花言巧语之人，谨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方可修身成为君子。
1.1.3休士劝农
蜀被称为天府之国，在农耕方面有一定的地理优势。诸葛亮就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不但使国库丰足，也使北伐军姿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好处远不止这些。因为农耕的经济利益大，所以当地百姓无不努力耕种，减少了游手好闲，违法乱纪的人。随着蜀地人民生活渐渐变得富足，也就招来了更多的人口，改善了当地地广人稀的状况，逐渐形成了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可见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十分显著（耕战：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战争鼓励制度）（1）。
1.1.4兴修水利
诸葛亮在汉中时，曾利用当地的地势兴修水利。（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著名的都江堰。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使得工程更为完善。）诸葛亮就对都江堰进行细心的维护，维护人员达到一千二百人，还专门设立了堰官主管都江堰的维护，还大量兴建各类灌溉设施，时人称为“诸葛堰”、“小诸葛堰”。诸葛亮还建了九里堤、河门堰为都江堰之辅。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这些水利工程都带来了哪些好处呢？《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所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很大，兴修水利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直到今天，汉中的六大名池仍在延用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 我们常读到诸葛亮南征北伐，却不知他在后方还做了如此庞大的工程，可见他思考有全面性，历来人所不及，也值得现今的我们学习。
1.1.5养兵强兵
因为有了休士劝农，军屯耕战的基础，所以蜀地的粮草丰足。利用了这些优势，诸葛亮就开始操练人马，准备北伐。在这段时间，兵精粮足，所以北伐曾取得过战略性的进展（虽然没有胜利，但是已属不易）。
以上出自我的论文，不要嫌弃哦，未经同意不许转载
第3个回答 2019-09-29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
扩展资料：
生平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
诸葛亮3岁时母亲章氏病逝，诸葛亮8岁时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今江西南昌）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刘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诸葛亮治蜀
第4个回答 2019-12-04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