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小名申官，1907年杨荫榆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杨荫榆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杨荫榆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荫榆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运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视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任女师大校长期间，杨荫榆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理时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他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她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杨荫榆又率领军警入校，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宣布女师大解散，责令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
鲁迅始终坚定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斗争。鲁迅先后写的《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越来越高涨，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年底段祺瑞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女师大刘和珍等学生遇难。杨荫榆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下半年，女师大学潮日炽，杨荫榆被免职。
1927年，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在娄门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社，任社长。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她目睹日军种种暴行，数度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次年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荫榆先后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执教于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三十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
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还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杨荫榆也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杨荫榆，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
杨荫榆女士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曾导致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这是坏事，虽然如此，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的史实却是不能抹去的，她在侵华日军面前不畏强暴的言行，表现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她的晚节还是应当肯定的。 190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风气逐渐影响中国，到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同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当时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的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别针。
就在她专心修学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7年1月24日，即杨荫榆赴日本留学5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被忽视长达几千年的女子教育终于建立了制度。当时由于列强侵略中国，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要培养优秀人才，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就必须对所有国民进行教育，女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却与现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清政府建立女学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传统的贤妻良母。与以往差别的是，这些贤妻良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贤妻良母，她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其后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民国的建立，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社会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回到国内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回头看，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一个从旧式婚姻中挣扎出来的女子，不仅在事业上前途辉煌，而且深受学生喜欢爱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时的杨荫榆处在人生得意的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免去杨荫榆的教职，以息公愤。
杨荫榆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