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只有走私,并没有被外国开埠”?
其实,编造万县“民国开埠”本身就有悖历史常识,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
近代,中国被迫开埠并非光彩之事,特指“晚清西方列强强占中国关税”的一段丧权辱国外交。民国之后,中华民族主义兴起,“收复关税自主权”、“争取修约或废约”一直是历届民国政府外交首要目标之一,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想独霸一方税源,怎么可能会允许外国人再在中国开埠?!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殖民者曾强迫当时的清政府增开“夔府(今奉节)所辖之万县”为新的通商口岸,企图将“万县小码头”从“奉节夔关监督”管辖区,划归“英属重庆殖民海关”管辖。但因“经费浩大、手续繁难、非一时所能猝办”,加之奉节夔府“民众激愤”,万县本地“民情惶恐,万不可行”,故并未开埠。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垮台,四川长期军阀割据,最终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四川先后设置的税关仅有“奉节夔关、重庆关、成都关、雅安关、宁远关”。1917年,少数外国不法商人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跑到万县私自从事进出口交易。据此,部分万县人坚持认为民国万县是重庆殖民海关的分关。
不过,民国官方档案清楚表明“依照法定程序,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没公开正式宣布万县为开放口岸”。关于这一点,万州本地学者也承认。这意味着“民国万县私自开放口岸”并没得到国家的最终认可,不具法律效力。非法从事进出口交易在法律上属于“走私”,性质比开埠更恶劣!所以说,所谓的“民国万县开埠史”其实只是少数外国不法商人钻四川军阀混战的空子,私建的走私窝点,民国万县从未被外国开埠!事实上,民国万县也从没有过外国开埠的领事馆,更无外国租界。
民国北京政府末期,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四川”之后,为募集军资曾于1925年短暂“辟万县为商埠”徵收关税,不过,随着政权更迭,很快不了了之。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新《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中国关税自主,正式裁撤内地税局及煤油统税徵收局。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军阀“辟商埠”与晚清外国强迫中国“开埠”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中国军阀为募集军资,强夺民利,纯属中国内政;而后者是外国强迫中国开埠,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被四川军阀辟为商埠的还有成都等其他城市,但都与清末重庆“被外国殖民者开埠”的性质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近代历史上长江上游只有重庆曾被西方殖民者开过埠!
(二)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从没有建市”?
判断民国万县是否有过建市,其实很简单,只需核查民国档案,看是否有当时官方的正式批文、程序是否合法、组织机构是否完整有效。但遗憾的是,民国万县居然没有一条符合规定!
众所周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四川曾长期军阀混战。1922年,原川军第二军刘湘因私下勾结外省鄂军,企图借外力消灭川军第一军,引发四川军阀联名声讨,而被迫宣布隐退。杨森由此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接替刘湘,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年7月,杨森攻击川军第一军失利,从重庆败退到下川东,割据夔府(今奉节)。川军第一军鲁平舟部抓住战机“夜袭夔府”,以少胜多大败杨森的1万军马。杨森连夜逃出奉节,投奔湖北鄂军,从此改换门庭归顺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3年,杨森在吴佩孚扶持下打回四川,1924年在成都就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可惜,好景不常。随着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杨森失去靠山,但又不甘心就此让出四川军政大权,打算武力统一全川,结果反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成都。1925年11月,杨森在奉节夔府码头乘“美滩轮”再次黯然离川,逃往汉口投奔吴佩孚。
1926年1月,重庆刘湘与黔军袁祖铭因利益纷争决裂,四川战事再起。黔军趁刘湘参加成都会议之机占领重庆,随后迅速东进,企图以重兵封锁川省门户夔门,从而控制四川全局。2月18日黔军攻占忠县,与退守万县的川军形成对峙。杨森旧部唐式遵、潘文华、张邦本等人联名倡议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森借机从汉口乘船返川,3月1日直接抵达川黔两军对峙的万县小城,随即宣布成立所谓的“四川讨贼军总部”,开始以万县为新基地,重新培植势力。最终,黔军在杨森、刘湘等川军共同夹击之下退出四川,刘湘也于6月6日返回老巢重庆。
至此,1926年~1928年杨森临时割据下川东的万县小城,与上川东的重庆刘湘抗衡。杨森虽只是个过路军阀,占领万县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仰仗北洋军支持,居然一番折腾,在万县大搞起基地建设,让万县这个小城破天荒开始发迹。野心膨胀的杨森甚至私自把下川东的军政公署从夔州(今奉节)迁至自己的万县基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各路军阀纷纷倒戈,宣布归顺南京政府。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通过《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并于7月3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执行。《市组织法》共计7章42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人口满20万以上之都市,得依所属省政府之呈请暨国民政府之特许建市。”
客观上,依照这个《市组织法》,民国时期的万县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但1928年11月,一贯骄狂的军阀杨森在既无申报、更无批准的前提下,自己宣称“万县建市”。也就是说,号称“比1929年重庆建市还早的民国万县建市”不过是一个地方军阀自不量力的“自批”闹剧。而且,这场闹剧也只维持了短短的50余天,随着“下川东之战”爆发,“自批市长”杨森就被重庆刘湘赶出了万县。杨森狼狈逃往川东北,寄人篱下,从此一蹶不振,“万县建市”闹剧实际就已结束。对于再次成为丧家之犬的杨森,南京政府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
(三)民国重庆、万州实际都是军阀“自批”建市,
民国,四川建市者仅有3个:“成都、重庆、自贡”,但只有“成都”是1928年经四川省政府刘文辉申报、获得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程序合法的中国首批、四川唯一一个建市的城市。
重庆、万县实际都是地方军阀“自批”的市。只不过,“重庆1929年刘湘自批建市”在1934年最终获得国民政府承认,正式成为普通“乙种市”,而“万县1928年杨森自批建市”因为自始至终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所以从没被国民政府承认过,属非法建市。
至于自贡1939年突然建市,纯粹只是因为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物质基地建设的需要,将原“富顺县自流井盐场+荣县贡井盐场”合并,主要由大批劳工短时间拼凑成的一个“非农户口”集聚区。类似于攀枝花、大庆,都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矿区类城市。
另外,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区是“省、县”两级制,普通“省辖市”与“县”同级,都是省辖,并不比“县”高一等。甚至不如县。例如,抗战时期,自贡虽然建市,但一直隶属“隆昌县的隆富师管区”军政府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