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贵族，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攻击“仁爱”思想的儒家学说。他提倡君权思想，秦始皇很是欣赏。秦统一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就是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掌，四方来效”思想。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可见韩非思想颇有影响。在我看来，韩非的思想在先秦影响最大，远超越孔子。之所孔子影响传到了国外而不是韩非。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1. 孔子不仅是个大思想家，还是一位大教育家，旗下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因此有利于儒家思想文化传播；而韩非善于著书，长于论辩，却口吃不善言。这是一个政客的很大缺陷，所以韩非不是一个好的演讲家。比不过，当年曲阜讲学的孔子。
2. 西汉汉武帝重用了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在中央创办最高学府“太学”，学习《四书》，《五经》。此人提出“君权神授”思想，三纲五常的封建礼仪，有利于统治。儒家思想有利于统治，所以为统治者所利用和宣扬。
3. 中国的封建王朝长达两千多年，而欧洲中世纪只有一千年，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曾在16-17世纪的英国查理一世提出“君权神授”思想。但文艺复兴，欧洲人思想解放了，有力冲击着封建思想。况且欧洲的封建社会只是小庄园形式，不够彻底。韩非的思想是服务于封建社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欧洲人崇尚民主，不喜欢独裁，欧洲人认识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而此时资本主义建立已有两个世纪，距离韩非的思想太遥远。不受外国推崇，是韩非思想走不出国外重要原因。
4. 儒家代表人物英才辈出，孔子，孟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使其思想不断革新，去其槽粕，取其精华。思想如源源活水；而韩非，申不害，李斯死后，法家就几无代表人物，学说殆尽。
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对于儒家学派多有责难和排斥。但是儒家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完全是等同的,韩非对于孔子的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批判。《韩非子》55篇当中记载有大量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的剖析,从而试着探讨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
《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接着又说儒墨之学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故不听学者之言”
韩非思想中在体系上主张法术势循环互补,都源于"名",都以法律为手段,所以才能结合为一体。各自的目标和侧重毕竟有所不同:法治民,要公开;术治官,要保密;势维权,要独断。三者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着矛盾。此外,在言还是不言、忠还是不忠、仁还是不仁、尚贤还是不尚贤这些重要问题上,韩非都表现出两可的态度。以往惯用一是一非、取此去彼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背后都有各自的道理。汉语造字较难,随着时代的变革,词汇的发展更多地是以增加新义完成的,同一个字,往往包含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
在政治思想中,孔子始终强调道德或者说“礼乐”教化的重要,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强调人相对道德的主体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说,只要我亲近“仁”,那么处处都可以体现出“仁”,“仁”是渗透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只要你肯“自觉”,那么就是亲“仁”。
需要提出的是,纵然孔子是为君王想治国之道,但落到最后的点,仍然是为百姓的利益,为社会的风气和教化。在家和国之间,家为先,孝为先。孔子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同时也反映了第一部分分析的孔子的视角问题,他是从民开始,最后仍归结为民的利益、社会的整体风气和道德。
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截然不同,人在他那里是为己欲望、利益而斗争的个体,是趋利避害的,人们为了自己甚至可以亲亲反目,“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韩非子·显学》),“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则制于人”(《韩非子·备内》)而且他指出,即使是普通人中为了自己而叛父的也大有人在。
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是对孔子毕生学术、行为的高度概括,它的产生首先是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天下一统”观念有关,也是古代多种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既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孔子研习古代文献和礼乐文化的结果。孔子宣扬的“大一统”不仅是包括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全面新统一,还是从地域统一到制度统一,最终实现意识的新统一。新统一不是为了恢复周王室的腐朽统治,而是由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有为君主完成。新统一使华夏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一体,目标是建立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 《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用人口增长速度愧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人口理论来说明“当今争于力气”，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即五子二十五孙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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