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出现就显示了它的纪录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纪录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的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都是纪录真实生活景象的。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起，电影开始用于新闻题材的报导；俄国的沙皇加冕、英国的英王亲临奥林匹克开幕式、西班牙的斗牛、澳大利亚的竞走等新闻事件，都搬上了银幕，成为初期纪录电影的主要题材。1923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公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影片纪录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冻的北方为谋求生存的一天的斗争生活。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摄的。1913年弗拉哈迪随一个探险队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矿。他用摄影机客观地纪录了居住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一次所拍的3万英尺底片后来全部在火灾中烧毁了。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再去进行拍摄。这次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爱斯基摩人参加拍摄工作。有些镜头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摄的。如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据拍电影的需要建造的、猎取海豹的活动也是组织拍摄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由于这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纪录像片，弗拉哈迪被称作为“纪录电影之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像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1920～193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全盛时期，好莱坞在摄影棚里制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似的电影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在英国出现了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极力摆脱电影商业化的影响，强调电影的社会意义。不回避不掩饰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电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在艺术上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美和诗意的追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电影艺术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约翰·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P.罗沙的《交接点》、《船坞》、H.E.安斯戴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乐》，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他们不掩饰这些作品是为了宣传。约翰·格里尔逊公开宣称:“我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荷兰的伊文思深入比利时的矿区去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去拍摄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起，拿参加了战斗。起初伊文思到达了西班牙战争前线，在那里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后又到了中国，在抗战中拍摄了《四万万人民》。
在这个时期，女导演里芬施塔尔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摄了反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当作德国复兴的形像加以宣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和“游戏”成为影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在这种宏观语境下，纪录片也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注意力经济、娱乐经济的升温使得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有些题材本身很有特性，或适合画面表现，或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又或者人物个性张扬，有自我表现欲。例如：《阮奶奶征婚》，表现82岁老人征婚的故事。在面向海外受众时，除具备市场意识外还要注意各国的文化差异，用易于被对方观众接受的方法进行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