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出现在旅游宣传片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中国风景名胜因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声名鹊起的时候，有人欢呼，有人担忧。在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已经处于世界遗产第三大国的中国感到了困惑。 在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有一种矛盾是不容忽视的——游客的过度膨胀与列为世界遗产的风景区的保护。 陷入超负荷运转的世界遗产近年来，“假日旅游”不断升温，使许多世界遗产陷入了超负荷运转与接待的境地。例如北京的
故宫，连续几年在黄金周前三天，日接待游客量都在１０万人次以上，最高突破了１３万人次的历史纪录，超过饱和度１００％－２００％。事实上，故宫每天接待游客的恰当值仅为三四万人次。
清华大学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指出，游客过多除增加古建直接意外损伤的可能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还会使古建内的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发生变化，对已保存了数百年的彩画、雕刻都会有不可挽回的影响。 其实，旅游开发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为全球所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旅游定为对世界遗产的四大主要威胁之一。 由于空气污染，雅典卫城上的砖石已经变质，百万人次的旅游者来访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已经迫使卫城停止对外开放；旅游车辆的停车场侵占了某些古建筑的前院，并造成了明显的污染（在天气燥热的地方，还不得不使空气调节器不停运转，因而增加了空气的污染）；在一些本来就很狭窄的步行街上，停放着一排排的汽车或摩托车，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和事例，需要通过不断地交换意见来解决。 许多世界遗产风景区不得不作出控制旅游客流的应对措施。据介绍，故宫已初步制定出一整套的应急方案以期将客流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其中包括在长假高峰日限制进入故宫的团队数量，对局部景点在紧急情况下关闭，狭窄路段单向分流、旅游路线适当调整等措施。苏州市正在讨论提升世界遗产的园林门票，以控制游客人数，而丽江古城则要求每一位到访的游客上缴几十元的古城保护费。 国际建筑协会主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系主任雷·恩·约翰逊教授说，旅游业的企业家，虽然在利润第一主义的驱使和压力下，有利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他们经常忽视自然环境的风貌，不恰当地在这些地方修造建筑物、停车场与附属建筑，造成对自然环境的入侵和蚕食，从而以最拙劣的方式破坏了那些绝妙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点的独特风格。 欧洲的大城市和古迹名胜，亚洲的庙宇和城市，美洲和非洲的自然风光和名胜都富于吸引力，招徕这么多的游客（特别是运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于这些地方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影响。技术发达的工业社会本来有它消极的方面，加上旅游者云集，自然环境所受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也可说是灾难性的。地中海沿岸的许多风景区，由于乱占乱建，已经大为缩减了；其它国家海岸的名胜风景区，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 雷·恩·约翰逊认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旅游的后果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混合起来了。位于
爪哇和龙目岛之间的
马来西亚巴厘省，在其郊区的风景区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它的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的开发、城镇与村庄、罕见的木雕庙宇，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直到最近几年，巴厘才成为对外开放的旅游目标。而以前很长时间，只有少数感兴趣的参观者来访。旅游者必须有住处，有服务设施，必须周旅各地（旅游车在村里或庙前排成长队）。 伴随旅游业而产生的奢靡的需求和供应，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此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结果吸引旅游者的自然环境本身，面临遭受破坏之势。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不鲜见。 保护和旅游开发能否兼得中国的世界遗产现在是２９项，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关于世界遗产的争夺是很激烈的，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它的扩展项目除外。世界文化遗产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与突出成就，这是树立一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依据。 就遗产本身来说，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背后都具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自然遗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年。文化遗产像北京周口店有５０万年，故宫将近６００年，中国最年轻颐和园也有２５０年。这些遗产不仅有它的历史功能，还有它的现实功能。例如故宫，它的历史功能是皇宫，是皇帝坐朝与居住的地方，而它的现实功能是博物馆。 然而，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遗产有一种更直接的现实诱惑：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个风景区就会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旅游业的各种投资就会接踵而来，然后整座城市的知名度就会提高，这又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许多人因此将旅游开发视为世界遗产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将其间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但也有专家认为，其间并不是本质矛盾的。 “发展旅游与遗产保护这两个方面本身没有对立的必然。”著名的文物与旅游研究专家耿留同教授对发展与保护所持的观点是，并没有一胜一负的必然，它本来就是互相依托的当代社会文化活动的形式，关键要从价值认识的高度来把握与对待。 身为北京旅游学会常务理事的耿留同对旅游的解释是，最好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他认为，旅游是扩展人的生活空间和时间的，这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需要，从这个角度说，旅游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增长了见识，增加了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人们不仅了解现在，还了解过去与未来。这种交流与遗产保护并不矛盾。 问题在于，目前很多把旅游解释为一种经济行为，单纯追逐利益的做法；一些不负责任曲解与矮化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使得发展与保护产生了矛盾与冲突。 他举例说，在颐和园，他听到一位导游小姐对游客说，这条路上的鹅卵石就是当年专门给
慈禧太后按摩足底的。其实，这些鹅卵石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铺上去的，与慈禧毫无关系。曾为颐和园公园高级工程师的耿教授，对导游员用一些低劣的、庸俗的内容来讲解历史的做法，十分反对。他说，胡说八道，瞎编乱造，就是矮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曲解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是职业的极端的不负责任。 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它的价值研究和认识是很必要的。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于长江认为，一方面提高和深化公众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引导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主动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提高旅游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水平，做好遗产保护与利用。 清华大学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认为，文物古迹与旅游的发展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旅游离不开文物古迹，文物古迹借旅游发挥其作用，流传其历史。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公布世界遗产的办法把各个国家著名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旅游者提供了最值得选取的旅游参观对象。中国的“北京人”遗址、长城、故宫、苏州园林等二十三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该名录。 旅游是发挥文物古迹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途径和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两者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赢目的，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两败俱伤。关键是要做到互通情报，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依法办事。 过度开发亟待引起各界重视目前许多地方存在着盲目过度地开发文物古迹的情况，以牺牲文物古迹内在价值为代价，一味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和旅游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例如将世界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旅游项目捆绑上市或租赁使用，进行商业性开发；无处不在的索道严重地破坏了自然景观；一窝蜂的修建新造景点，却忽视了对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利用；弃真求假，随意修造假古董和臆造景观等等不一而足。 耿留同说，我们对世界遗产要加以保护与利用，但这些遗产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旅游价值，基于历史功能所产生的现实功能，将在更广阔的空间显示他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主题。 北京有６项世界文化遗产，耿留同认为其价值所在还包括：首先，这些遗产是北京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和理由。假如北京没有这６项世界遗产，就很难同巴黎和罗马相提并论。 其次，是制定和实现北京总体规划的主要依据，和许多区域规划的出发点。北京的总体规划像故宫、景山都起了很大的定点作用，天安门广场不就是从中轴线发展起来的，北京原有６．８公里，现在要向两边延伸３０多公里。它的出发点还是故宫的中轴线。包括交通道路的组织也要考虑这些景点。 第三，也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标志性的景观和理想活动的场所。最近，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会徽的标志就是天坛，这次雅典奥运会的火炬传递的终点也是在颐和园，应该把这些世界遗产首先定位在这样高的标准上。 耿留同说，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生态环保、环境保护不可忽略的保护内容和建设成就；是雄伟壮丽的首都不可缺少的亮点；是在北京居住工作的外国人生活质量的一项指数；是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教育、科普教育的理想氛围和场所，以及展示２００８年北京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一个闪光点。 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态度，耿留同强调有三个负责：第一，对历史负责，对创造人类高度价值和文明的祖先负责。第二，对现在人负责，世界遗产不仅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第三，对未来负责，关键的是要把它完整地交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