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出入中南海
王海容入京后。先后在京城名牌中学师大女附中、北京女五中就读。在如花的季节里，王海容勤奋刻苦，手不释卷。在人生的航道上，她也是一帆风顺。
寓京二十余年间，尤其是“文革”以前，王季范一直是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座上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从政之余，常拨冗约见家乡父老及湘籍先贤名流如程潜、齐白石、薛恭绰、章士钊、仇鳌、张干诸位老先生至中南海丰泽园小聚，王季范则每每出席作陪。席间，宾主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毛泽东兴致所至，还特意关照诸位老友可携子女同来。少女时代的王海容就是这样随乃祖出入中南海，渐渐与毛泽东熟识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王起华姐弟有着一份特别的疼爱。王海容与毛泽东的次女李讷年龄相仿（长李两岁），由于她经常随王季范做客中南海，日久便与李讷成为亲密的朋友。虽然两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各异，但性格爱好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是毛泽东至亲．加上与李讷不同一般的友谊与亲情，王海容不仅可以随意进出中南海，有时还能在丰泽园住上一段时间．几乎成了毛泽东家中一名“编外成员”。正当花季妙龄的王海容衣着朴素大方，性格温和文静，更兼家风书香渊源，接人待物彬彬有礼，有着与众不同的教养。举手投足间显现出一种寻常少女鲜有的气质。这令毛泽东十分欣喜。一次，毛泽东与王季范祖孙在中南海闲坐聊天。“海容，你中学快毕业了吧?”毛泽东笑吟吟地开了腔。“嗯，今年就要毕业了。”王海容点点头。“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啊?”毛泽东又笑着问。“主席公公，我还没有想好呢!”王海容据实以告。“你可以去报考大学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哩!”“我的学业平平常常，不一定考得上。眼下国家是建设时期．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要花不少钱呢!如果考不上．我就去当工人、农民……”毛泽东见王海容小小年纪就知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心中十分高兴。他对坐在一旁的王季范说：“九哥，你生了个好儿子．又养了个好孙女!你看海容，这般大年纪，就有了忧国忧民意识．这很了不得哩!”“润之老弟，你快莫夸她了，海容缺点不少．还要搭帮你多多教育哩!”毛泽东听罢。摆摆手说：“九哥，你就莫要客气哟，什么帮不帮的，培养教育他们姐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啊!”毛泽东一番话让王季范、王海容祖孙激动了好一阵子。
1962年12月26日．正逢毛泽东七十寿辰。他破例在中南海举行家宴。除家人之外，还邀请了章土钊、程潜等数位湖南同乡老人与会．王季范当然也在邀请之列。是日，毛泽东兴致所至，还特意关照各位来客可携带一名子女．王季范自然携同王海容前往。就在那天．王海容第一次见到随父亲章士钊同来的章含之。她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年．自己竟然和毛泽东一样尊章含之为师，后来又共事于外交部。
在这次宴会开始之前。兴致颇高的毛泽东与诸乡贤海阔天空论古今沧桑兴亡，末了又问及儿孙辈近况。毛泽东诚心诚意聘请章含之为自己的英语“塾师”。“拜师”之后，毛泽东又和王海容闲聊起来。“海容啊，我这大门一直是朝你敞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来了也可以住下来不走，就算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你看要不要得哇?只是不晓得你爷爷舍不舍得．放不放心喽?”王季范闻毛泽东这番话．心情很不平静：“润之老弟．二十多年前我把德恒送到延安．你带着他走上了为人民解放的光明大道。今天，海容跟着你，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怎么会不放心、不舍得呢?”
毛泽东极重情谊，后来他果真说到做到。只是老人家如此安排对王海容一生利也，弊也，那是见仁见智的事了。是非唯有留待后人评说矣!
王海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57年盛夏。高考时，王海容名落孙山，当化学工程师的美好理想顿时成了泡影。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甚好，北大、清华一类高等学府决无后门可走。当然，以季范先生的清廉家风，王家也决计不会向有关部门舰颜相求，更不会去敲毛泽东的“后门”。
最初的时候，王海容的心情虽然非常苦闷，但她并不气馁。她和一些落榜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在家自学，补习功课。她心中依然有一个大学梦，依然有着对化学工程师的憧憬。1958年“大跃进”像春雷般激荡着神州，王海容那少女的心开始躁动不安起来。王海容想参加工作，加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但是她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家庭的一致反对。他们想让王海容认真复习，第二年再参加高考。王海容的倔强个性第一次表现出来，她瞒着家人，满街奔走寻找工作，终于找到了北京化工厂。王海容的心灵深处依然眷恋着化学，她还是想当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的传人。偷偷办妥了进厂的一切手续，王海容最后才向家里摊牌。木已成舟，面对既成事实，大家不知所措，愣了半天，到底还是默许了王海容的选择——半是开明家风，半是无可奈何。
王海容很快跨进了北京化工厂的大门，默默开始了她一生中短暂的徒工生活。
毛泽东为她取名“王波
弹指一挥，春秋两载。196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中国青年》刊登了一篇署名徒工王波，题为《我的经验》的心得体会。这家当年发行量近三十万份的青年刊物同时还发表了胡耀邦、陈士榘等革命前辈撰写的重要文章。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位“徒工王波”是何方人士，更没有把这篇普普通通的文章与领袖人物联系起来。不过，有些让人困惑不解的是，编辑部为名不见经传的“王波”的这篇文章写下一大段提纲挈领的编者按语：
《我的经验》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当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应该如何去体会今天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应该如何迅速地掌握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等问题．都作了清楚的阐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和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这两个问题。文章中说：“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又说：“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做错误、缺点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位王姓“徒工”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的姨表侄孙女王海容!《我的经验》系“御批”——经毛泽东的“大手笔”亲自修改润饰的锦绣珠玑好文章!
北京化工厂的经历在少女时代王海容的记忆里是很难抹去的。那时．她深感思想上取得了不少的收获。中国青年杂志社在获悉了王海容的不寻常经历后．便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王海容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长文，详细介绍了自己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徒工的经过和体会。文章的初稿这样写道：
1958年大跃进．我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北京化工厂当徒工。在我们徒工中．有人认为读了十二年书当徒工是屈才．我觉得，今天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应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只有把书本知识和生产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水平。事实证明，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师傅的帮助．在短短几个月中，我已掌握了较复杂的操作技术。老工人有丰富的技术经验．这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们应虚心学习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生产经验。我也懂得，今天的劳动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这是无上光荣的。劳动对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培养我们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这不是屈才不屈才的问题。我们要做又红又专工农化的知识分子。任何知识只有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有用的。我们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值得自豪的……
王海容的文章语言朴实，真实地表达了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党、对祖国以及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对自己这篇不加修饰的文字，王海容并没有底，她心里有点不踏实，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王海容在那年8月1日提笔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中国青年杂志社约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以便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公公对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让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替我修改一下……”
其实，王海容只是想请毛泽东过过目，对文章提一些修改意见．并没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她知道．作为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实在太忙了，日夜操劳党和国家的大事．对自己这样一个中学毕业生的文章．不要说没有时间去改，有没有时间看都是问题。所以，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最后也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
文章随信寄出之后．一晃就是两个多月，王海容一直没有收到退回的文章，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没有想到10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主席要亲自见她。王海容欣喜若狂。
1960年10月17日下午3时．王海容准时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丰泽园。一进门，只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纸。仔细一看，正是自己早先随信寄给叶子龙的稿子。毛泽东不仅仔细阅读了全文，而且对这篇差不多是中学生作文式的文章亲笔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稿子的第一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原来毛泽东除了为她的文章定了标题．还为她本人起了个笔名。这大约是王海容一生中唯一的笔名。毛泽东一向喜好为下属改名、取名。看似随手拈来，其实颇有深意。“波”与“海”相关，通俗易懂，明白晓畅。
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将手中的稿子递给王海容。王海容发现不少页码上除了许多重要修改之外．有些段落完全是毛泽东重新写的。那些精心推敲的点睛之笔，令满纸生辉。
毛泽东在从政之余破例拨冗认真修改这篇中学生式的稚嫩习作，这在他数十年批注圈阅文件生涯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出于领袖对新中国千千万万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更重要的。是他从王海容的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教育知识青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天下午从3点到5点。毛泽东与王海容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内容从工厂到学校，从劳动锻炼到思想改造，涉及的面非常广。北京的10月，天黑得早，傍晚5点多钟王海容从毛泽东处告辞出来，大街上已是华灯初上，她的心情格外兴奋和舒畅。
外交部之“王”
王海容应约开始为《中国青年》写稿的当年初夏，她再度向高考发起了冲击。这一次拼搏获得了成功——王海容跨进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成为该院俄语系的一名并不年轻的新生。
王海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地处京城闹市的北京师范学院聚集着很多来自附近街巷胡同的学子，他们常常回家补充营养．只有王海容等少数城里姑娘是例外。四年的大学生活，自甘寂寞的王海容常与来自京郊的农村女同学为伴，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清的学生集体宿舍里度过的。王海容很少回到那个近在咫尺、温暖舒适的爷爷的家。她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除了专业以外，对哲学、文学、数学甚至军事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学好俄语的基础上，王海容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还拼命自学英、法、德语。这为她后来进入外交界打下了语言方面的良好的基础。
毋庸置疑，就当初而言．王海容毕业后的职业就是中学俄语教师，别无选择。因为这所市属高等师范学院的培养目标就是为北京城乡各中学培养合格的师资。但是，当毛泽东风闻自己的表侄孙女在北京师院俄语系深造以后，情况就起了微妙的变化。当1964年那个酷热夏季开始之际，北京师院校园里爆出了一个大冷门：上级让刚刚拿到毕业证书的王海容去北京东城外交部街三十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这让王海容也愣住了。但她甚至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进，马上又被派到了孕育了许多当今中国第三代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英语。在王海容“修炼”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进一步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他亲自让秘书找到自己的英语“塾师”、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的章含之。毛泽东“屈尊”拜托这位正在给自己业余讲授英语的优秀而年轻的女教员平时对海容姑娘多加关照，辅导辅导，开开“小灶”。于是，按照“最高指示”，章含之每星期给王海容补两次课。
入学之初，王海容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斗士”风采。“文革”期间她的种种标新立异的举动其实在此时已初显端倪。1964年9月28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的王海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对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些意见。王海容这样写道：“在改革的某些具体做法上或某些措施上还有不少的偏差，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现在不及时纠正，那么将影响学生全面地掌握知识。”收到王海容来信，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老人家当即批转党内分管文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明确表示：王函中“有些事值得注意”，“请派人调查一下，及时改正”。毛泽东特别在王函第一页上写下一段赞扬性的批语：“此人叫王海容，是个女孩子，很有些志气，是人民代表王季范的孙女儿，也是我的外孙女儿。你如果想找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
平心而论，王海容20世纪50年代出席中南海毛泽东的便宴或家宴时．她不过是“叨陪末座”、“厕身其间”的陪客。王海容开始与毛泽东面对面地交谈是在20世纪60年代。除了前述一次外，最重要的当推山雨欲来的“文革”前的那一次。
在北外进修结束前夕，毛泽东曾召见过自己的表侄孙女。狂热年代前夕的这次“亮相”非同寻常．王海容差不多是一夜之间成了显山露水的人物。在那次接见中．毛泽东海阔天空地发表了他对中国教育革命的一系列看法。毛泽东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他老人家甚至还夸奖那些不遵守校规校纪的学生。毛泽东说：“老师讲得不好，为什么就一定要听呢?”他还说：“在学习上不要搞五分，也不要什么二分．搞三分、四分好!”领袖这些闻所未闻、“离经叛道”的惊世之论使得在传统教育中长大的王海容颇为惊骇，脸上充满了迷惘不解的神色。多少年后，她才真正理解了表祖父的话原来就是鼓励年轻人敢想、敢说、敢干的“造反精神”——这是自称“猴气十足”的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毛泽东的灌输，对性格直爽、办事风风火火的湖南妹子王海容多多少少有所影响，特别是不久就开始了那场延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在那次差不多是家庭式的祖孙漫谈中，毛泽东让王海容读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毛泽东不无开导地对表侄孙女说：“要做翻译，搞外文，不读圣经、佛经，不读小说，那怎么行呢?”毛泽东希望王海容要记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句。他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自己的表孙女：“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后来的历史多少有点让毛泽东不幸言中了。
1965年11月．王海容结束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学成归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她被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综合组。在最初的时候，王海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们与总理间的文电收发，同时也干些诸如编写外交通报之类的杂活。那时，与她在办公厅一起共事的就有中共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刘华秋，以及“文革”中风雨同舟的战友——前驻委内瑞拉大使、驻佛得角大使陈德和等。陈德和第一次见到王海容已是1966年七八月间，他刚从山西汾阳参加四清工作回到北京不久。年轻的王海容给陈德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上去不到三十，衣着朴素．性格直爽，平易近人。”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队正确，更兼特殊的政治背景，王海容在外交部“仕途”平坦，一马平川。从礼宾司负责人到部长助理、副部长，只经过短短四个春秋。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攀升到一生中的政治巅峰，在中国政坛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