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黄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库马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仅富有，他们也属于贵族阶层，因此享有特别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区影响很大。安南的父亲虽然是阿肯人，但严格地说，他一半是 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来自位于腹地的阿散蒂地区。他的母亲——和他的继母一样，属于芳蒂部落，她们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 同样被称为阿肯语，而方言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口音而不是词汇。属于阿肯语变种的包括芳蒂语、特威语、阿克瓦皮姆语、阿基姆语和布朗语。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学会了好几种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语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离他的故乡库马西大约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本地的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安南家族也拥有一套多层住宅，房间众多，每个孩子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科菲可以在一个物质无忧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库马西的条件要比加纳其他省会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条件也要比国内许多家庭好得多。那时，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价值体系中，他计划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父亲相似的生活：45岁之前，他想做个商人，然后在加纳从政15年，到了60 岁，作为可可种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将来并非如此。两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另外一个大洲，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尽管他在一开始还始终打 算着若干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但这注定是一次长久的告别。从那时起，40多年过去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加纳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在他的心里，科菲·安南始终是一个非洲人，并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充满深情。 安南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了四个学期的国民经济学。这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不过后来为了表示对独立运动先驱的敬意，这所大学更名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学校将其学术重点明显地放在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安南的爱好，或许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两年后离开该校的原因。学校位 于本国最丰富的一个金矿附近，距离金矿仅仅60公里路程，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学校设置专业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 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将为信守诺言、奋发努力 的非洲学生领导人提供赴国外留学的机会。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不管怎样，要离开加纳，从热带换到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这对他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 大相邻。那个地区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联邦州，整个地区大约有500万居民，当时人口还要少。而且，或许在安南的眼里最为至关重要的是，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这对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黑人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几近“白种人的”州里，种族冲突已经开始爆发。尽管有 着享有特权的家庭背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还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数十年之后，他还能感觉到这一点。1959年夏季，在最终去麦卡莱斯特学院注册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这很可能使他初来乍到的美国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从炎热的非洲到美国北部的巨大气候差异。
美国的某些东西让他觉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东西他早已熟悉不过了：国民抵抗活动、静坐罢工、示威游行和封锁的时代给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刚刚才参与 的争取加纳政治独立斗争的继续。“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同样也可以参与进去，”他后来回忆道。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那些政治大事，为此他本人也有过一两次糟糕的经历。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由于肤色的缘故他们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的辱骂。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白人姑娘走过市区，他遭到一次暴力攻击，最后总算幸运逃脱了。尽管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安南并没有退回到自由的麦卡莱斯特校园的安全地带里整天闭门不出。在第一个学年过后，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师代表和几个朋友到美国内地旅行了几周时间。来自四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挤在一辆旅行车里，他们将这辆车命名为“友谊的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看看这个 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在美国人的家里过夜，住穷人家，也住富人家，住农村，也住城市。有一次，为了了解当地囚犯的生活状况，他们甚至还想睡在一座监狱 里。可是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但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的一个救世军中心里过夜了。在旅行的途中，这一引人注目的团队一再被迫面对种族主义的冲突，但并没有给所有的参与人员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保持了自 己原有的本色：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们，仍然带着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库马西的时候一样，安南仍然攻读国民经济学。而且还像以前一样，他喜欢政治辩论——而且不仅在大学生的社团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上述的大辩论属于提倡的大学争论文化。它们有纪律地并且按照明确的规则进行，但有可能会就某件事一决雌雄，争个你死我活。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敏锐，参与人员常常必须为自己实 际上所坚信的某事物的对立面进行辩护。安南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演讲比赛。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选择题目的时候，他就会将演讲报告锁定在贫富问题、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机遇或者战后时代的美国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还赢得了本州范围内的一次演讲比赛；这一次他所论述的又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对脱离殖民统治的年轻国家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一位教师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安南那“绝妙的”、和牛津英语相似的加纳口音。无疑地，他当时也有着深沉的、细腻的声音，他给每一个对话伙伴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的语言出奇地简单，而且几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乐部”里，他不久就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大学 生们同样在为国与国之间、首先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题，从此那些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就是公正、贫富均衡、民族谅解。最迟从那时起，他开始坚定而经常地练习说话的艺术。这样一种训练对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有一定好处的。
正如在寄宿学校一样，安南经常进行体育活动，并以其杰出的成绩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留给了麦卡莱斯特学院。与德国的大学相反，体育运动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着巨大的传统意义。那些足球队或者篮球队的明星们，也会很快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受欢迎的人。安南本来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一开始他尝试去踢美式足球。“这还可以，只要我跑在其他人前面，不让别人追上我就行”，安南后来在谈起他的那些与此有关的尝试时说道。但作为一个体重只有60公斤的男子，从事这项体育运动他还不够强壮。于是他开始转向欧洲足球，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成功和更大的乐趣。但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赛跑项目。作为60码短跑运动员，他创造了大学记录，并保持这一项目的记录长达10余年。
1962年初夏，安南在为谋得联合国的一个职位而努力。在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看来，联合国也恰恰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合适途径。学生们在科菲和罗伊的公寓里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的未来问题。于是安南开始了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先是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他又获得了续约。实际上，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学业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甚至没有获得硕士文凭；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 院求学期间，除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外，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掌握了还算过得去的法语知识。不久，联合国吸引了他的视线。 安南刚开始工作时的职位很低：他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行政与财政专家。作为预算干事，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距他离开不久的校园不远。他按照P1级别拿薪水，这是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联合国将人员级别分为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员两大类。可以从P1提升到 P5，部门分部负责人层面之后是主任级官员D1到D2，然后是作为助理秘书长的部门领导人，然后是副秘书长，最高一级就是秘书长本人了。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个角度。安南在驻外的维和行动中积累的经验最少，仅仅在70年代有过几个月时间，而且即便是这段时间他也是在行政机构中度过的。
1962年夏天，虽然他的学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一定会事业有成，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一世界组织中持续了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至少他没这么想过。安南始终认为他在国外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世界组织。他喜欢的是这种国际氛围，他刚开始到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时候就懂得欣赏这样的氛围了。另外，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这儿要比在家乡更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家乡的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于是，他就待下来了，合同一个接着一个。安南在日内瓦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工作了三年，撇开工作内容不谈，尤其让他着迷的是那种氛围。
三年后，他实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经厌倦了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认为开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去。他想去非洲，“以帮助改善这一 洲的形势。”他就这样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和埃及都有空闲的职位。这两个地方都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两个地方的职位他索 性都申请了。可是，人们提供给他的地方先是菲律宾，然后是印度，在和上司们讨论较长时间之后，他们最后提供给他的是位于丹麦首都的一个职位。“哥本哈根不错，”他自己想，可是这不符合他的愿望。他觉得，这和日内瓦的区别不够大。15分钟后，上司就收到了他的辞职申请。他从没有为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过。安南坚持了他的决定，在还无法具体知道哪儿有新职位的情况下离开了世卫组织。但他年轻、乐观而且自信，相信自己不久就会找到新的工作。在那几周的时间里，他寄发了大量的信件，应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职位。而就在等待未来雇主的回应时，安南和年轻的妻子蒂蒂前往欧洲旅行了数周之久。他们俩正是新婚燕尔。尽管未来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满意也相当快乐”，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决定。而且事实上，马上有好几个职位可供他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1965年9月，安南在埃塞俄比亚接任新职位时，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才不过七年。它正处在建设与扩充阶段；对一名行政专家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安南在那儿从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终是在和人事打交道。作为“人事负责人”，他当时的头衔就是这个名称，他要审阅应聘信件，补充人事档案，并且要处理劳工法方面的各类问题。下面一则轶事可以说明有时候处理事情该需要多大的耐心：说的是一名俄国教授，他很想到肯尼亚教一年书。因为他的材料转到了经济委员会，作为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安南就必须过问这件事。在让俄国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处之后，他突然发现，那位教授只会说俄语。怎么办呢？难道放弃这一项目吗？那可不行，这毕竟已经花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了。于是他马上要求俄国再提供一名翻译。莫斯科最终同意了，并为教授和翻译提供了资金。一年过去了，肯尼亚方面请求再继续交流一年。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国伙伴。在稍稍犹豫之后，负责方最终修正了延期决定：不过只是让那名翻译继续留下，那位教授必须回老家去。任何劝说都已经无济于事；决定已经做出。这样的故事表明，当时的人事管理，尤其是像联合国这样一种不同的“部队”里，是需要某些创造性的。当时还没有提纲挈领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计算机清单；人们用索引卡片、电话、圆珠笔和许多即兴思维进行工作。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为东西方争论的一部分，因为那些国家间组成的集团总是企图在重要的岗位上安置“他们”自己的人。所以，尽管从事行政事务，安南也一再陷入权力政治的陷阱中。
60年代末，有一年时间，安南中断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逗留，但并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纽约的大本营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门任职，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当时领导这个国际组织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安南的房间在29楼，整个纽约几乎就在他的脚下。今天，联合国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许多魅力，家具破损严重，大楼破烂不堪。可在当时，尼娜·米塞斯叙述道，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弥漫在东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的气氛。安南也为这种吸引力所驱使，后来他还一直喜欢回到纽约去。不过，他还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纽约的进修给他带来了晋升的机会：他成了那儿的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以后正式担任了 这一职位。然后，又经过了一年的“非洲冒险”之后，他似乎准备着再作一次调动。恰恰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陷入了内心的危机之中，开始寻找新的彼岸，他请了一年长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一年管理课程。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是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曾参加过在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安南同他攀谈过，并就美国的各种进修机会与这位教授交换过意见，他希望有机会到史隆管理学院修习管理专业。他的申请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迁居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是公认的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能在那里读书无疑会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中写上特别浓重的一 笔。顺便说明一下，安南确实没有拿到过硕士文凭，为了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他也许还需要它。从多方面看，这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学里 充电对他有益无害。尽管学业要求很高，但安南还是“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一年”。暂时中断工作反倒让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内心危机。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去谋求薪金丰厚的职位，而是回到了联合国。在联合国不可能积聚 财产，不过作为国际官员生活得也不错。安南如果选择在自由经济中从业，或许完全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这是事实。但金钱并非他惟一的动力。
他又一次被派遣到亚的斯亚贝巴几个星期，担任他的老职位——这是第三次了。他的行李里揣着新的大学文凭，从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日内瓦，这可是一次大飞跃，他这次去的可不是先前去过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而是直接去联合国的行政管理部门，那是联合国继纽约之后的第二个总部。他主要从事的是行政性事务工作。安南在日内瓦待了两年，然后他调到埃及从事维和行动6个月，担任那里的民事长官。对安南而言，70年代是完全动荡不安的。往往是他刚到一个地方，马上又要奔赴另一个地方了。他似乎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计划不是那么自信了。他已经搬了13次家，即便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之后，他觉得迁居加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安南在阿克拉从事着开拓旅游的业务，他是加纳旅游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国营企业。他那种要和自己的家乡“拥抱”的干劲和热情，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时，恩克鲁玛，这个先前的独立运动的英雄和国家总统，已经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流亡国外，1972年因癌症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从1966 年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到1974年安南回到加纳，在这一段时间里，加纳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多变的阶段。政府更迭频繁。就在安南回国前不久，又一个军人通过 政变成功地取得了政权：阿昌庞上校被认为“不懂经济”，在其他方面也运气不佳。生产和贸易陷于停顿，走私和黑市大行其道，民主体制惨遭破坏。1978年，在一次宫廷革命中这位上校又被他的军人同僚推翻了。安南到加纳旅游开发公司上任时，国内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从理论上看，他在那儿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做出决定和进行组织安排，但实际上，那些军政要员们总是肆意干涉，横加插手。这使刚回到国内的安南感到无所适从了，因为他希望打开祖国的旅游市场，为人民创造富裕的生活。比如，他计划在沿海地区建造一批宾馆。可他讨厌这里的一切；他不喜欢那些军官们不停地给 他指手画脚。“太多的禁令牌和太多的封锁”，他还感到遗憾的是，“你不可能会有什么收获。”于是他到国际上去寻找自己的运气了。经历了阿克拉的失望之后，1976年，安南重新回联合国报到了，这一次是去纽约，担任人事负责人。和平时一样，他做事可靠、稳重，但并不显山露水。安南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受人尊敬，但他并不是光芒四射、但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在悄悄地攀登，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可爱的同事——无论他的上司，还是他的下属，都这么认为。
1980年，他被派往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担任人事部主任，分管着当时在难民署工作的大约2000名雇员。难民署负责世界上的背井离乡者和无家可归者。该组织在许多地区同时忙碌着，处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决的突发性危机。这就要求人们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应，就像那次在东南亚——那是70年代末，数千名船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了冒险的旅程；或者在非洲，当时索马里的无数难民纷纷逃难到了邻近国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为害怕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可这一组织根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高层负责人懂得危 机管理的一些东西。科菲·安南领导下的人事部方面永远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员，尤其是派遣负责劳工法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人员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当时的人事主任代表瓦尔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领导素质”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弗朗兹·约瑟夫·霍曼－赫林贝格也持同样的印象。因为他更新了整个人事管理，重新组织流程，给这个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职责范围之外，安南始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长期派往纽约，进入了联合国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