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民问题”
内容提要：
有关“农民问题”的话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在如何认识乡村传播系统的基础上，剖析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乡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乡村传播的分析的视角应该在哪里？已经悄然存在的乡村传播系统是认识中国现下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研究途径。
关键词：
乡村社会、乡村传播、乡村传播系统、农民问题、乡村问题
正文：
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特征？以怎样的视角切入会更准确和更接近真实的乡村状态？在确定乡村社会的建构系统、背景和特征的前提下，如何认识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在无论是从乡村历史研究出发，还是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村自治出发，近代史研究、乡村社会学的研究都已经做出了不同的探索。笔者在这里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就“农民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
在传播学的基本理念中，关于传者、受众、渠道、模式和效果的研究始终是一种正统的研究模式。关涉到乡村传播，这种正统的研究模式亦可以是一种选择。只是，这种选择所涵盖的内容和角度需要做重新的定义。
目前，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农业科技的推广研究和疾病控制的研究。在农业推广研究中，主要借助的是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的理论，疾病控制的研究则只是采用了传播这一词语的日常化的含义，并没有从传播学的学科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两种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分支：发展传播学和健康传播学。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传播学界比较流行。发展传播学的视角针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变革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逐渐完成。国内在此领域拥有的大都是实证性的研究，通过数据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论证和修正。
诚然，这些研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但总的说来，结论却总是令人感到沮丧，很难给予我们一种传播和变革在中国乡村的希望之路。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要传播的已不仅仅使传播学这一学科所能承担的学科任务，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乡村社会的一种变革的推动，这种推动将通过对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认识得以完成。
作为认识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前提之一，是认识乡村社会系统。在认识乡村社会系统的基础上，其中的乡村信息传播系统便可以在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加以研究。重要的是，传者和受者的角度都是发生在乡村社会系统中，发生在农民群体与农民群体、农民组织与农民组织之间的。这里的传播渠道、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也同样是发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农村的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媒介形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从乡村传播系统的角度来给予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或者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
那么，当下研究乡村传播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
忽略了对于乡村传播系统的整体形态的研究和把握。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文化学的角度，乃至历史的角度，中国的乡村问题的连绵性和自我更新性在有国家和无国家参与的历史情景中，发生在不同的区域空间和生存空间中。这种自我连绵性和自我更新性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今日依然如此；
忽视了对农民本身的基本认识。农民作为群体是有个性的群体，作为个体是有血性的个体，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上，和研究他们的学者一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发生的区域和系统仅仅属于他们所建立的无形的系统中。这种无形的系统在政治制度的干预中，不断改变自身，却不会消失。在这系统中生长的农民，有着自身的自豪感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于自身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感情。如何认识这个无形的系统是如何认识处于这个系统中的农民的关键；
忽视了农民在乡村传播系统之外对信息的品质和种类的需求。在乡村传播系统之外的信息的给予和研究，是迄今为止乡村传播过程中研究的一个主位视角，这种主位视角应该建立在对于乡村传播系统的基本界定和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将农民作为我们要关注的、我们认为要给予某种信息的对象。尽管，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对象，却急于要“改造”和“教化”他们。
（二）、乡村传播中的“乡村问题”
研究乡村社会的学者对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特征的研究，不外乎从理论角度和实证研究出发。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和发展史远远不是几个理论模式和案例研究可以概括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者：他成长于农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有着天然的感情趋向，又有良好的学科理论背景，他明白自己生长于这块土地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学者不会从理论的话语权来阐释不属于农民的乡村，或者不属于乡村的农民。因为，他的骨子里认同的就是农民就是自己。在这种学者的研究视野下，我们会看到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乡村社会学的研究、乡村社会系统的研究。那么，我们认识到将是真正的中国乡村社会。
正如上述所说的，“农民问题”不是农民自身有问题，同样的，“乡村问题”并不是乡村自身有问题。乡村作为一种客体，显现自身也有几千年了。我们不能站在我们认为正确的视角得出很学术化的结论，更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有问题，而只可能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要研究的对象。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主要应该基于以下的研究角度：
——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共享社会信息的角度问题。
联合国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及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从这种发展观出发，改革开放中的农民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而获得相应的权利。在考察涉及到农民具体的公正处境和实际拥有的权利问题时，人们往往只是用单一的标准，比如：或者只是以基本生存的满足状况，或者只是以机会平等的状况，或者只是以收入差距的状况等等来予以衡量，因而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民所面临的公正对待方面问题的现状难以有一个全面和清晰的把握。唯有综合地以公正所包括的基本需求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社会调剂这样几项基本规则作为分析视角，才可以对中国农民有关公正对待方面的具体处境能有一个大致全面的了解[1]。
在公正的视野和环境下，农民所拥有的权利做了一个明晰的理论界定后，我们来看他们应该共享的内容包括哪些？他们实际拥有的共享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是属于生长在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个体的，作为个体的农民同样可以享受道这些成果。从所享有的内容构成来看，每个个体共享的社会发展成果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成果。将内容拓展开来，它应该还包括意义、机会、符号的共享。所谓意义共享，它强调各个利益集团或各种事务在意义权重上的公平（尽管不否认在处理程序的安排上有轻重缓急之区别），它也强调非决策性权力的公平使用，即不通过偏见调动和排挤手段将事关某个群体或某个人的利益问题限制在决策讨论之外；所谓机会共享，它强调机会的原初均等，不人为设置机会阻隔；所谓符号共享，即不存在符号霸权势力[2]。
传播学所关心的首先是一种知晓权，在同样的媒介环境、媒介制度和媒介系统中，乡村传播的受众得到的是一种如何可以和其它社会形态中的人群同样的信息质和信息量；其次，传播学关注的是，如果具有同样的媒介条件和媒介政策，乡村传播的受众的构成、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是如何发生的，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如何；再次，传播学还要关注这些共享的信息内容是否在含量上对城市和乡村的群体是平等的。所谓含量包括：内容的构成、内容的轻重、话语的组成形式、话语的使用惯例等等。在这样的信息共享的角度下，乡村不再是一个灰色的我们认为应该足够给予研究重视的地带，而是一个很平等地和城市共存的研究地带。在这个角度中衍生出来的乡村社会性质和特征、乃至乡村社会系统、运作模式不仅对如何认识变迁中的中国提供一个思路，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也可以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照系。
——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组织信息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问题；
在共享社会信息的角度的基础上，我们来考察这些信息的组织模式和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首先，这些信息的来源如何？可信度如何？对待乡村社会来说是否是被需要的？这些信息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模式在运作着？共享信息并不代表在不同的地域和空间没有差异，信息的需求和组成要符合当地的信息市场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认为的信息市场的需要。分析现有的信息组织模式，可以从传播的理念上廓清我们在什么样的理念下给予这一地区这些信息，我们所沿用的组织模式和乡村的信息组织模式是否一致，这些组织模式的构成历史是怎样的。在这些组织模式的历史性的作用性，我们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是如何决定这些信息的组织模式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乡村的思维模式的差异是什么，如何形成的。
对现有的组织信息模式的历史溯源和现实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对于这些组织模式的阐释涉及到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分析，人群心理惯式的分析等等。作为的组织信息模式也可以分解为传播来源模式，传播渠道模式，传播信息组成模式。在将信息分割的基础上，解剖信息的特点，从而对于在乡村社会中乡村传播过程有一个基本的描述。
——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信息循环和信息构建系统的问题；
乡村传播过程是一个开放和互动的过程，并不仅仅在乡村社会中发生，它的延伸地带会波及到整个社会。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将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乡村社会放置带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哪个视野里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认识组织信息模式及其思维背景的基础上，信息所面对的受众群体如何在一个隶属于自己的系统中使信息的传播得以发生或中断，又如何使发生传播的信息得以流动并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循环，从而构建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网络，便成为我们研究乡村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信息循环的发生不仅仅是在乡村社会内部，不仅仅是在乡村社会所固有的群体中间，由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农民的流动引动的不只是人力的物质流动，更重要的是信息的双向循环和信息的双重系统之间的构建问题。在传播学的视野下，从信息的双向循环度的个案分析出发，对这一系统之间的循环的发生，系统边缘之间的接触和流动的发生，乃至介于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缘化信息系统的形成，进行学理上的解剖，将会对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提供系统论和信息论的视角。
从微观角度看，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认识乡村传播系统的问题；
关于乡村传播的发生过程的分析，研究者的视角首先界定的是我们如何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来使乡村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乡村传播的研究是从城市着眼的一种研究，乡村传播的真正底蕴始终是被排斥在乡村传播研究的视野之外的。乡村传播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所有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包括传播内容的构成，传播活动者即作为传者和作为受者的农民的特征、组织形式，传播网络，传播手段，传播渠道，以及相应的传播效果等。
乡村传播系统的研究，包括的内容很复杂，不仅仅是信息的问题，更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传承问题；不仅仅是对各个方面的信息背景的研究问题，还包括对在历史过程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和传统习惯模式的认识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纵向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加以横向比较，力争描述出在动态中转型的现代乡村传播系统的衍生过程。
勿庸置疑，这种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研究乡村传播系统中所面临的问题系统，尔后将问题一一分割，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加以深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全貌或者可以呈现出来。
站在乡村传播系统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农民，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真正形态。如何去使乡村社会向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形态转型和变迁的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下才可以拿出来讨论，这也正是研究乡村传播系统的重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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