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宋高宗对武将的疑忌和防范。
宋朝制度的特点，就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认为皇权的最大威胁来自功大权重的武将。宋高宗在位的前10年，他和岳飞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那时宋高宗求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支持抗金，岳飞的才能和功劳又在其他将帅之上，因而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将领。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32岁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封为武昌开国侯。他感激宋高宗，急于抗金功成，以为报答。1137年，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转折。第一件事是宋高宗决定把大将刘光世的淮西军交给岳飞指挥，从而引动了岳飞北伐的雄心，后来又取消成命。岳飞愤概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宋高宗三次下诏，岳飞不返军营。这种不合臣规的举动，引起了宋高宗很深的疑忌。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听说金朝把宋钦宗的儿子赵谌送到汴京作傀儡皇帝，岳飞亲自到建康上奏章，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立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储，高宗立即驳回：“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体并不是你所应当参预的。”张戒在《默说》中说，岳飞身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不久，岳飞要求增兵，高宗向左右大臣说：“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岳飞急于北伐要求增兵，建议立储，都触犯了高宗的忌讳。甚至他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使高宗疑神疑鬼。
其次是岳飞反对投降，积极抗金，以“直抵黄龙”为最终目标。
高宗为了实现“屈己就和”的政治目的，竭力压制岳飞“提兵北伐”、“收复汴京”的主张。在得知金朝愿议和消息后，1138年三月，起用金朝派来的奸细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加紧投降活动。岳飞坚决反对，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谴责秦桧的卖国罪行；“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1139年正月，议和告成，和约规定：南宋皇帝向金称臣；每年送给金“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退还陕西与河南之地并归还宋徽宗的棺木及高宗的生母韦氏。高宗、秦桧欢天喜地大肆庆贺。一面大赦天下，一面对岳飞等将领加官进爵，借以笼络岳飞，使其不致反对“和议”。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飞以议和非计，累表辞所进官”。岳飞上书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坚决表示不愿意把自身和岳家军卷入高宗、秦桧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之中。反对议和的意见不被采纳，岳飞极其愤慨地请求辞职，一次不行，两次。这一年七月，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实力派兀术掌握军政大权，他反对把陕西、河南等地交还南宋，从而撕毁了和约。
投降求和是高宗、秦桧所急，而岳飞是反对投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的首要人物，且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所以，在战与降的问题上，双方矛盾表现得尤其突出。
第三，兀术把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是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直接原因。
如果高宗仅仅疑忌岳飞掌握兵权，对岳飞反对议和不满，尽可把岳飞罢官闲废，与韩世忠一样的下场。1141年，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兀术通过南宋使臣魏良臣告诉高宗、秦桧“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据参与阴谋的王次翁透露，当年二三月间，高宗“有诛飞意”。四月，罢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兵权，为投降卖国铺平道路。依秦桧预谋，先由张俊、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而岳飞却表示绝不参与谋害韩世忠的阴谋，他得知有人诬告的详情后，立即派人飞报韩世忠。秦桧的图谋没有得逞。新仇旧恨使秦桧决定先对岳飞下手。而高宗急于向兀术表示信用、求和投降，在杀害岳飞这一点上，与秦桧一拍即合。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抗金业绩是不可磨灭的。他自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战场上英勇奋战了一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人民的尊敬，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纪念岳飞，永远唾骂杀害岳飞的无耻的民族败类宋高宗、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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