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3-31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1.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闻一多先生做人的信条是
2.指出下列句子中“说"的不同含义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
动态新课堂中的
高手指教
今天作业啊
提问者: ☆妱财猫 - 助理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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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人教2001版初中语文课本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臧克家,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臧克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臧克家,诗人。1905年生于山东诸城。从小受家庭影响,喜欢古典诗词和民歌,并目睹农民的苦难生活,引起他深切的同情,这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初步奠定了基础。1926年秋到武汉,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大革命失败后,受国民党当局迫害,四处逃亡。1929年还乡,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以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9月,诗人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随着《老马》等诗的广泛流传,臧克家被誉为"农民诗人",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1934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学任教,发表了长诗《自己的写照》。抗战爆发后,诗人热情地奔赴抗日前线,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1942年秋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十年诗选》及长诗《古树的花朵》等。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主编《文讯》,写了许多揭露、批判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讽刺诗。1948年由于国民党的迫害,逃亡香港。1949年3月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历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解放后出版的诗集有《春风集》《欢呼集》《臧克家诗选》和长诗《李大钊》等。粉碎"四人帮"后,诗人又写了不少作品,并任复刊后的《诗刊》顾问。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此文选自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原题为“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有改动。】
[编辑本段]整体把握
一、整体把握
1.这一篇文章不是人物传记,却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略,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高度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