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美国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曾撰文抨击中国大学教育，称：中国大学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此人是否说过这句话我想不重要，关键是：这句话是否属实？在我看来，这句话的范围还应扩大，不单是大学教育，而是整个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在民国时期出现过黄金岁月，如果要我们列出那个时期的著名学人，顺手就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现在呢？可能我们又会说出钱钟书、季羡林，再也说不出别的人物来。严格地说，这二人也属于那个时期，他们延续的是民国血统。现在呢，这个血统断了。钱钟书临终遗言，我们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物，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生之痛。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才，培养人良好的思维与德性，培养人的气度与胸襟，捍卫人的梦想与自由，捍卫人性与生命的光辉。教育如果与人性背离，那就不是教育，那是反教育，是教育的敌人。偏离教育的终极目标，走到教育的反面，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教训。
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接受“魔鬼训练”，学校不是学生的天堂，而是集中营，是驯兽场。听到不少幼儿园的家长抱怨，孩子哭着闹着不想去幼儿园。为什么呢？幼儿园不好耍。前几年就闹过笑话了：幼儿园也办实验班、重点班。中国的大学升学考试，带动了中国教育一盘棋，高考紧张，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跟着紧张，跟着承受巨大的压力。你说这叫什么事呀？这还像话吗？
一个初中学生，一天要做几十页的题，深夜两三点还在做，家长发火了，状告学校。这是发生在成都的一件事。家长已经忍无可忍，才被迫“走极端”。通常情况下，谁敢状告学校？中国的升学教育，把学校宠成了老爷，家长要求爹爹告奶奶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一帆风顺，不至于中途被赶走。升学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甚至成了一大政治任务，家长和学生在这个升学运动中四处奔走，疲于奔命。一个家长敢于状告学校，委实是“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底层的则是学生。从呀呀学语到青春年华，就这样在“集中营”中“成长”，把自己打磨成没有棱角、没有锋芒、没有血气、没有温度的畸形怪物。很多人动不动指责80后怎么样，90后怎么样，难道这一代又一代人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中国教育，从头到尾都系着沉重的锁链。第一，单一的评估系统，一切分数说了算。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人们不是问他是不是快乐，问的是考试没有，考了多少分。他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被人们问得最多的，就是考试分数。在学校，分数决定了他在老师心中的分量。在家里，在亲戚，在好友的心中，分数都是衡量他的砝码，是贴在他脸上的标签。我们的学校，区别一个学生行还是不行，分数说了算。所以，分数高的学生在学校出尽风头，享尽荣耀；分数低的学生就抬不起头，被视为“差生”“后进生”。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经过很多考试，谁敢保证没有摔倒的时候？一旦摔倒就心理崩溃，就可能一蹶不振，再也上不去，成为人们眼中的“差生”和“后进生”。这个标签一旦贴在脸上，学生时代就算毁了。中国教育就是分数教育，学生是分数的奴隶，教师、家长、教育部门、相关领导，又何尝不是分数的奴隶？他们戴着这一条沉重的锁链舞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谁知道呢？
其次是严密的学籍管理制度捆死了学校和学生。中国学生还没有公平的受教育权，你出生在哪里，可能就决定了你的受教育环境。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天生就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穷乡僻壤的学生只能坐在破烂的甚至教室也说不上的地方上课。你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学籍就是你的身份密码，确保你在一条既定的轨道上运行。你的命运与这条轨道密切相关，这是不可改变的。当然，到了大学你可以改变，也许你可以考到大城市去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当然，你是幸运儿，大多数的人只能望洋兴叹。我们知道，很多年前，上海、北京就在搞地方保护主义了，本地学生读清华、北大可以比外地学生少很多分。这些全国名校好像是专为一线城市的人准备的。教育的不公平首先就从这里开始了。具体到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难以一一列举。
现在，每年的招生是一个重头戏。大学招生都不提了，只说中小学。招多少？怎么招？据说，学籍在这里是一个关键因素。学籍管理制度的统一性和严酷性，让招生工作者感到操作简便，避免了混乱。但是，真正的混乱还是出现了：为了读到满意的学校，有“实力”的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催生了招生当中的腐败现象。严密的学籍管理只是对普通人家的子弟有效。据说，这种现象在高考招生中也不少见，有关系的家长总是能将自己的孩子弄到满意的大学就学。
最后才说教育的所谓产业化。中国教育充满铜臭味。病人是没有钱就不能治病，学生是没有钱就不能读书。大家都在感叹，中国的孩子读书难啊。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要花多少钱？这笔钱对普通人家来说差不多就是天文数字。一个要死的病人没钱就只有等死，一个成长的孩子不能不读书啊。无数家庭为孩子读书可谓倾家荡产。医疗、教育就把中国人的幸福感消灭掉了。负债累累的中国人还得活着，他们有希望，希望就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很多孩子毕业后却没有工作，还要继续依靠家里才能过日子，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充满铜臭味。大学基本上就只管收钱。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大学生在大学学不到什么，这是真的。其实他们也学到了一些，他们当中不少人就学坏了：不学无术，投机取巧，招摇撞骗，自私极端，唯利是图。他们也学会了一切向钱看，学到了一切只认钱的价值观。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沦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笑话的最有力佐证。言及此，还有什么话可说？
教育一定要回到教育本身。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教育跟今天有相似之处，就是扼杀人性，但也有根本的不同：它培养人很成功，它培养出了有梦想有品性的人，有坚守的人，有担当的人，正直无私的人。他们成为大地之花，绽放在中国历史中。教育一定要回归到这里：高举人性与德性的旗帜。这样才能保证前面的路是畅通的，是宽广而美丽的。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像今天这样搞下去，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别无选择，但作为中国人，我们就得承受历史的耻笑，我们必须要为今天的错误埋单。教育乃民族国家之本，亦乃人之本。这个代价之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那一天正在到来。
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大笑话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