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是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产业转型升级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未来中国减贫事业面临新的挑战，亟须制定新的贫困治理战略。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达7.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80%，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扶贫减贫工作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贫困问题的解决先后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1978—1985年）、区域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综合性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阶段（2001—2012年）（黄承伟，2016）。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减贫工作纳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中，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到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到0.6%。改革开放40年减贫7亿多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2020年末，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将在统计上消除，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当然这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不意味着国家减贫使命的完结。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决定了相对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核心理念。如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是我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已有众多学者关注相对贫困问题，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贫困性质变化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如有的学者提出多维贫困标准，认为相对贫困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王小林、冯贺霞，2010)。对相对贫困的标准测量，学者意见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对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村相对贫困的测算，提出基尼系数区域化的设想；并对城乡统筹下的相对贫困线设定给出了两区域（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两阶段（2035年为界）的设计方案(孙久文、夏添，2019)。有的学者认为应按中位收入比例法制定相对贫困线，统一城乡扶贫目标与治理机制，以包容性增长和多维度改善促进长期减贫(叶兴庆、殷浩栋，2019)。还有学者提出相对贫困标准可仍然基于收入和消费的基本内容，但将贫困规模固定在人口的一定比例(邢成举、李小云，2019)。
二是减贫战略的调整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主要基于三个视角：纵向视角、宏观视角和个体视角。纵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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