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提出了一种新的华夷划分标准。他认为，四夷之民，尽管身在异域，但如果他们仰慕中华的仁义忠信，并将其铭记于心，即使身处非华夏之地，也不应被视为夷族。反之，中国之民如果背离仁义忠信，即使血统上是华夏人，但内心偏向夷化，那么即使身在中华，也不应视为华夏。这里的华夷划分不再单纯依赖于种族或地域，而是取决于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
程晏强调，一个人的名称可以是华夏，但如果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背离了中华的仁义忠信，那么即使名义上是华夏，实质上也是夷。同样，四夷之人，如果他们乐于接受并遵循中华的礼仪道德，那么即使他们的名字是夷，实质上也可以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因此，决定民族身份的不仅仅是名字，更关键的是内心是否接纳和实践华夏的文化价值。
这个观点鲜明地表明，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在华夷之辨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而非仅仅基于种族或血统。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追求，比其物理上的出身更为重要，这在唐代的华夷观念中得到了深入的体现。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义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