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 安阳 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编辑本段]【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编辑本段]【汉字与词语】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7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