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既然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
价值取向，也就势必会特别注重死亡的终极性和非终极性，亦即人生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从而提出“死而不朽”和“死而不亡”的死亡哲学论断。
中国哲学家虽然看重人的寿命，但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死亡的终极性。《论语•泰伯》中有
曾子的两段话是颇耐人寻味的。一段是曾子在谈到儒士应当具有的“弘大刚毅”品格时讲的。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另一段话则是在曾子临终时对他的弟子讲的。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的这两段话，前一段讲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终极性，后一段讲的是人的身体方面的终极性，所关涉的都是人生的有限性和死亡的终极性。然而，中国哲学家也并不因此而否认人生的无限性和死亡的非终极性。因为，无论是“死而后已”，还是“吾知免夫”，都只是就志士仁人生前“自强不息”的“践仁”活动而言的，而不是就他们的生存价值而言的。而如果从后一个层面看，则中国哲学家显然是特别在乎人生的无限性和死亡的非终极性的。程子在解释曾子的这些话时，曾经说道：“君子曰终（停止），小人曰死（绝灭）”。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中国哲学家在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或人生的有限性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死亡的非终极性或人生的无限性。正因为如此，一些中国哲学家还因此而把“息”同“休”严格区别看来，提出了“死而不休”的观点。据
荀子《大略篇》载，“
子贡问于
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而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显然，孔子或荀子在这里谈到的君子“死而不休”正是后人所谓“死而不朽”。因为他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君子当“生而不息”，除彰显君子的承担意识和使命意识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意图即在于强调死亡的非终极性和人生的无限性，在于强调君子的“死而不朽”。我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哲学家老子也在其
《道德经》中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把精神不朽视为人生根本的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