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7-17
曹操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军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份，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 官渡之战大破军阀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后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
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禾巨〕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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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虽寿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军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份，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 官渡之战大破军阀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后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回答者：Akinah - 童生 一级 7-13 14:26
《 军谯令》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
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
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曹操的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但是令人惊心动魄。曹操的文字读出来有尊者气派但又不失坦诚的风度。我觉得曹操很伟大，真的，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至少是有鲜明特色的时期，曹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是有一席之地的。他的文章以通脱而闻名，通脱就是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关于这一特点，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到：“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受任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又经过几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淮河以北的地区。因位高权重，招致朝野的非议，刘备、孙权在政治上抨击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等，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心迹，后人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他针对政敌的抨击一一予以正面的回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有些话是不便明说的，但他毫不掩饰，比如他早年的辞官、归隐等的出发点并不是很高尚，无非是想避祸或是等待时机，但在文章中，我感受更多的是他的真诚，这一方面是他出自真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曹操驾御文字的非凡功力。他说自己的功劳时，有些话听起来好象是过了头，但分析起来确是很有道理，毫不吹牛。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大实话，董卓、袁术、袁绍、刘表不都是被他灭了吗？
在文中他还引用齐桓、晋文、乐毅、蒙恬等先人的事迹来表明自己决没有废汉的意图，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他至死也没称帝，称帝是他儿子曹丕干的。针对有人主张他交出兵权，只给他武平侯的虚职。他说：我交出兵权必为人所祸，我要为子孙考虑，再者我自己败了国家就会重新四分五裂，我得一虚名而受实祸，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这体现了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和应对复杂形式的深谋远虑和游刃有余。呵呵。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注二）
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
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而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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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第2个回答 2006-07-14
曹操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军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份，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 官渡之战大破军阀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后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回答者：Akinah - 童生 一级 7-13 14:26
《 军谯令》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
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
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曹操的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但是令人惊心动魄。曹操的文字读出来有尊者气派但又不失坦诚的风度。我觉得曹操很伟大，真的，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至少是有鲜明特色的时期，曹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是有一席之地的。他的文章以通脱而闻名，通脱就是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关于这一特点，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到：“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受任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又经过几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淮河以北的地区。因位高权重，招致朝野的非议，刘备、孙权在政治上抨击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等，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心迹，后人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他针对政敌的抨击一一予以正面的回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有些话是不便明说的，但他毫不掩饰，比如他早年的辞官、归隐等的出发点并不是很高尚，无非是想避祸或是等待时机，但在文章中，我感受更多的是他的真诚，这一方面是他出自真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曹操驾御文字的非凡功力。他说自己的功劳时，有些话听起来好象是过了头，但分析起来确是很有道理，毫不吹牛。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大实话，董卓、袁术、袁绍、刘表不都是被他灭了吗？
在文中他还引用齐桓、晋文、乐毅、蒙恬等先人的事迹来表明自己决没有废汉的意图，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他至死也没称帝，称帝是他儿子曹丕干的。针对有人主张他交出兵权，只给他武平侯的虚职。他说：我交出兵权必为人所祸，我要为子孙考虑，再者我自己败了国家就会重新四分五裂，我得一虚名而受实祸，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这体现了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和应对复杂形式的深谋远虑和游刃有余。呵呵。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注二）
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
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而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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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回答者： 3099147 - 魔法师 四级 7-13 14:36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军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份，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 官渡之战大破军阀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后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第3个回答 2006-07-1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对词中的“英雄”一词发生了疑问，书中讲到的人物上百，然而，逐鹿于乱世之中，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有人说，孔明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足智多谋，处事果断，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是千年难见的的一代贤相，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然而我认为孔明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刘禅无能，根本扶不起来，孔明却把自己的一生死死地绑在了蜀国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上。
我倒觉得曹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书中说他大逆不道，奸诈多疑，还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能者居上，为何偏姓刘的能当皇帝？他是政治家，牢牢地抓住天子，使他做任何事都能变得名正言顺；他是军事家，不计前嫌，招贤纳士，以少胜多的官渡一战，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是文学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当然喽，他太多疑，以至于刚愎自用。但功大于过，曹操无论在哪方面都称得上英雄。
那再看其他人：孙权不过仰仗父兄基业，建功甚少；周瑜虽年少有为，但气度狭小，意气用事；关羽，太骄傲；张飞，勇有余而谋不足；吕布，一见利忘义之徒也
总之，我以为，三国英雄，曹操一人而已。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4个回答 2006-07-17
一、曹操简介： 曹操（155-220），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名叫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东汉末年，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到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200年官渡之战大败袁绍以后，逐步统一黄河流域。208年进为丞相，率军南下，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打败。216年封为魏王。他在北方实行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他用人唯才，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今”，选择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他还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兼并。精通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擅长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今天存有乐府诗20余篇。他用诗抒发自己革新政治、统一全国的抱负，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混战，加以批判揭露，反映了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207年，写了《龟虽寿》一诗。诗中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出为统一大业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所以，曹操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二、曹操的军事生涯：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但在诛杀杀宦官时，反被伏击。而此时有西凉之狼称号的董卓带领大军接管京城。卓入城不久便改立少帝之弟刘协，是为献帝。大部份大臣纷纷逃出洛阳。曹操亦逃至陈留，集结义兵，声讨董卓。 初平元年，各路大将推举家世显赫的袁绍为盟主，西讨董卓。但因各将领心怀鬼胎，遂使义军失败。曹操在这战役中，初次见到日后的死敌——刘备。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傕、郭汜所遂。献帝乘乱与一众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迎接献帝至许昌。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后，曹操以献帝名义东征西讨。先后平定关东、关中一带。而刘备亦曾成为其部下。接下来，曹操便要面对他的老朋友-袁绍。 当时袁绍盘据幽、冀、并、青四州，军力雄厚，勇将如云。虽然曹操己成中原霸主，但就兵力而言始终与绍有一定距离。 建安五年，袁绍大军南下，与曹兵会战于官渡。最后曹操用降将许攸之计亲率五千骑兵偷袭袁军粮仓。袁兵见军粮被烧而大乱，曹军乘势出击。袁绍败走。官渡之役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霸主地位。 在官渡会战胜利后，曹操用数年时间稳定北方，和追击袁氏余党(绍兵败后不久病死)。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同年，刘表死，次子刘琮继立。面对曹操如狼似虎的大军，刘琮决定出降。曹操轻易地接管荆州。可能因为荆州得来容易，曹操决定成势东伐孙权。但权并非刘琮之流可比。孙氏自孙策时已盘据江东，至今已人心归顺。加上长江天险，孙氏政权已有一个稳定基础。当孙权收到曹操东来的消息后，曾召开多次军事会议。会中主战和主降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在周瑜和鲁肃的分析下，孙权决定出战。 <BR>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大军在赤壁迎战曹军。周瑜用计火烧曹操军舰 曹军大败。从此曹操无力大举南征。如果说官渡会战决定了曹操在北方霸主 地位，那么赤壁兵败便是曹操只可称雄北方的一战。此后，曹操虽曾多次在东吴边境挑起战火，但双方均互有胜败。同时刘备西定益州，自封汉中王。三国鼎立之势已成。连盖世雄主曹操亦再无力改变这个事实。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位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翌年，操子曹丕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三、曹操的选官标准： <BR>东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操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从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大将；张辽和徐晃，是曹操从亡虏中选拔出来的大将。他们作为名将，辅佐曹操成就大业，均立有赫赫战功。被曹操任命为州牧和郡守的许多人，也都出身低微。
四、曹操的经济政策：
1、曹操实行屯田 ： 曹操起兵后，因缺乏粮食，招募的新兵有的中途叛逃，有的将领几乎饿死。严酷的现实使他深深体会到军粮的重要性。196年(建安元年)，他决定推行屯田制。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每屯约有五六十人，由屯田司马管理。屯田组织自成系统，不隶属郡县，官员有典农中郎将(相当于郡守)、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直接隶属于朝廷的大司农。屯田农民称屯田客。屯田客用官牛耕种的，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交给国家，用自己牛耕种的，交百分之五十。屯田农民不再负担徭役和兵役。屯田制的推行，使许多流民重归土地，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生计问题，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对曹操势力的兴起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2、曹操奖励农耕 ; 曹操注意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或贷给耕牛，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生产。关中地区因遭受军阀破坏，有十万多家流入荆州。后来这些人想重返关中，但苦于无犁、牛等生产资料。曹操便采纳卫觊(jì)建议，实行食盐专卖，以其收入购买耕牛和农具，贷给归还的农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曹操还注意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在各地修造陂塘，广兴稻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