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位天纵奇才，二十岁中进士，那篇论为政的宽与简的文章，不论内容、风格，令主考官欧阳修颇为赞赏，并传与同僚观看。本来列于首卷，然欧阳修疑心乃友人曾巩之作，为避免招徕批评，遂将之评为第二。
无论如何，苏东坡以绝对优势位居科举榜首，名气一炮打响，弥漫于他的生前身后。
苏东坡的名气风靡北宋朝野
韩愈在《马说》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如果说苏东坡是千里马，欧阳修则是发现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欧阳修曾说：
“读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作为当时文坛盟主兼文学权威，欧阳修一字一言关乎文人儒生的荣辱成败，足以见得这句话的分量。
欧阳修像是预言家，正如他所言，自他去世，文坛盟主之名遂落在苏东坡头上，文人学者莫不以“夫子”呼之。
欧阳修曾和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此话亦被应验，因为苏东坡之名不久便盛传大街小巷，几乎家喻户晓。
欧阳修的评价如此之高，与苏东坡杰出的才华密不可分。
写诗作文是苏轼人生之至乐，据他所述，心中错综复杂的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言外之意，苏轼能够以文字为载体，准确无误地抒发所思所想，因为“畅达”，自觉快乐得酣畅淋漓。
这一“人生之至乐”可传染。欧阳修说，每每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便欢乐终日。用欧阳修的话讲，苏轼“学问通博，姿势明敏”，苏轼的文章“文采烂然，议论蜂出”。
不只是欧阳修一人称赏苏轼的文采，其他文坛大佬一样持欣赏态度。
例如，传闻八十岁时迎娶十八岁小姑娘的北宋婉约派词人张先在《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里说“（苏轼）文章传口齿牙清。”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合，但私下喜读苏文。在苏轼谪居黄州，王安石罢相闲居金陵时，有人自黄州到金陵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第一反应是“东坡近日有何妙语？”据说王安石被问及心目中苏轼的文学水平如何时，他的回答是“近于司马迁”。
苏轼的文采不仅得到文坛大佬首肯，也令当朝皇帝叹赞不已，竟至“忘食”。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别人说，每当皇帝陛下举箸不食，必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苏东坡谪居在外，每逢他新写的一首诗传至宫里，神宗皇帝定当诸臣之面感叹赞美。
这些外在光环的加持，愈扩大了苏轼生前的名气。
再看苏东坡在民间的反响如何。
据宋人记载，“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也就是说，东坡落笔即热搜。
有一次，苏东坡对时政有感而发作的诗，经人流传，境内众人皆知。苏轼知徐州时登燕子楼作《永遇乐》，脱稿即“哄传于城中”。因此，有“（苏轼）文字传于人者甚众”“流俗翕然争相传颂”的记载。
北宋时，印刷术已然普及，涌现了名目繁多的苏轼文集，恰好给了书商大赚一笔的机会，因为苏轼文集最是畅销。
“乌台诗案”之时，御史们为收集苏轼写诗讥讽新政的罪证，在书市上搜寻到《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续添”指明当时市面上苏轼文集供不应求，销量之多。
苏轼诗文不但在北宋境内颇受欢迎，在北方辽国也有一定知名度。1094年，张舜民出使辽国，在辽南京的书市上见到名为《大苏小集》的苏轼诗集。
靖康时，金人在汴京掠夺财富，指名要苏黄文集、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著作，由于官府库藏不多，遂到书市上采购一批苏黄文集。
可见苏轼的名气已然在少数民族那里盛传开来。
苏轼名重当时，死后依然热度不减。
宋徽宗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虽然蔡京等人严令销毁苏轼文字，苏轼在世时的一切官衔都予以剥夺，并且为执行禁令设立的赏钱累计增至八十万，然“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当时，文人士大夫不能诵读苏诗，便觉兴味索然，旁人也会觉得此人不会作诗。
有一个故事：苏轼死后一年，当权派在全国各县竖立诸多元祐党人碑。所谓元祐党人碑，即宋哲宗元祐年间以苏轼为首的当权者的黑名单，规定碑上的大臣及后代永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这些臣子的子孙通婚。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天上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雷击，一分为二。徽宗大惧，深夜使人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五年后，一个道士告诉徽宗，苏轼的灵魂乃玉皇大帝驾前掌诗文的文曲星。徽宗愈惧，遂恢复苏轼在世时的最高官爵。
这一神异事件使苏轼的名气更大。
南宋：中国文学史上首个苏轼研究高峰
时间来到南宋。
北宋倾覆，新党和变法难辞其咎，反对新党的苏轼得以洗脱罪名，重新受到重视。
宋高宗读苏轼遗著之际，于建炎二年（1128）追复苏轼端明殿学士，并起用苏轼之孙苏符，赐其高官。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苏轼被追加至位极人臣的太师，谥文忠，评为“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在追加苏轼太师之位的圣旨上，有“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之语。
与此同时，民间迎来了一股苏轼热：苏轼诗文皆有人作注，他的诗词一度被称为百家注苏，包括分类注、编年注，他的生平事迹当作一门显学供人研究，由此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苏轼研究高峰。
自然，对于苏轼的品评，褒贬不一，可谓毁誉参半
南宋理学大兴，一些理学家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苏轼及其文章提出异议。
例如，理学家杨时认为苏轼太多怨谤，“诗多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缺少儒家温文敦厚之气，这是所以苏轼招致祸事的缘故，“闻者怒之，何补之有？”
又如，身兼理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朱熹也对苏轼颇有微词。朱熹以理学家的身份说“（苏轼）炫浮华而忘本实，贵通达而贱名检”，又说“东坡晚年诗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看道理。”
但当朱熹一变而为诗人，对于苏轼则另是一番说辞，“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他还真就视东坡为模范，写出《和李伯玉用东坡韵赋梅花》等诗，俨然苏轼的粉丝，理学家的气味一扫而光。
此外，南宋一些诗词文人从纯文艺角度讨论苏轼诗词，大抵不离东坡“以诗入词”和“写诗用典”两大方向。
对于东坡“以诗入词”，李清照表示，东坡虽有学识，他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而且不合音律。
对于东坡“写诗用典”，叶梦得评曰“殆同书钞”。
苏轼的诗词被南宋文人说得一无是处，难道确无可取之处？其实不然。
苏轼生前“不合时宜”，他的诗词一时之间“恶评如潮”，也因不合时宜。
就李清照的品评而言，在她所处的时代，词在各方面都有所改进，词的创作更趋完满成熟，她是拿此时去审视彼时，然此一时彼一时，两者之间自有差异，好似“以己度人”，用自家的想法去揣度他人，不免有所误解。
随着时间流逝，宋金对峙，民族危机加深，爱国志士以诗词排遣壮志难酬的愤慨，辛弃疾将用典合理化，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出现使得叶梦得的品评化作吹过的风，湮没在时代浪潮之中。
时间会说明一切。就像杜甫，生前名气不如李白，但当乱世到来，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人们才体会到如杜甫一般纷乱的思绪与心情。时间让活着的人学会了感同身受，感到了杜诗的深刻和伟大，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
宋朝之后，苏轼诗文“靡然于金、元”，明代因程朱理学是其官方意识形态，且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苏学一度式微；到了清朝，苏轼诗词被系统整理，评注苏诗为一时之盛，以至五岁孩童都能将苏诗吟诵。
当然，苏轼的名气不单因其文采斐然，还在于他的政绩以及由此体现的人格魅力。
苏轼在密州时曾收养无家可归的小孩子；在徐州治理洪水时，他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洪水退后，他修表奏请朝廷，请求拨款，加固城墙以防患于未然；他亲身视察监狱，关心囚犯的健康；也曾一年节省几百缗钱，用作低级军士因公出差的旅费。
所以，苏轼因讥讽新政被捕时，湖州百姓泪下如雨，轰动一时。
总之，苏轼青史留名，不仅因为他的才气，伟大的人格魅力也是加分项，而坎坷的官宦生涯和大起大落的命运更为他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然而，名气虽好，难免成为羁绊。苏轼谪居黄州时，闲来无事四处游逛，曾被醉汉推搡甚至粗口大骂。苏轼似乎并不介意，反而“自喜渐不为人识”。可见，名气于苏轼也是一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