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出版社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卓越当当有卖，不过一套要不少钱呢，柏杨的就不要了，带有太多主管色彩。
以后出齐了可能会买，之前还是买文白对照的史记，正在卓越买东西，给个卓越的链接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qid=1238678088&ref=SR&sr=13-3&uid=168-8524392-1667435&prodid=bkbk875491 “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
——朱熹
温公作《通鉴》，不特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
——胡三省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论风俗，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曾国藩：
“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
——钱穆
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
——金庸
文白对照，按朝代分辑，破除阅读巨著的障碍。
畅销千年，英雄豪杰纵横天下的“帝王之书”，名臣良将从政经略的“权谋之书”，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书”。“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清•王鸣盛）。
柏杨曰：“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德川家庭》）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因一直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影响不大。”
本书以流畅典雅的白话译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辑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闭，走近现代读者。
读通史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一辑，战国、秦、西汉）》 德川家康只是小儿科
新京报（2008年12月6号） 作者：涂涂
都知道《资治通鉴》，但没几个人读过。这么重要的一本书被锁闭在文言文里面，实在是可惜了。
《德川家康》大概是今年市面上最流行的书之一了，这书确实好看，不过每每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总会觉得它腰封上的那几句话有点刺眼：“中国只有两部书可以和《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
上面那句引文，是柏杨说的，出版商再印在腰封上，我想大概都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夸《德川家康》吧，不过硬要把这书和《资治通鉴》相提并论，实在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儿不伦不类，特别是对于曾经以白话翻译过整部《资治通鉴》的柏杨来说。
虽然我觉得《德川家康》更像是一部历史励志小说，不过在出版商的宣传上，它首先是一部讲谋略的书，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商界人士都可以从中学习斗争技巧，我猜，《资治通鉴》会被拿来与《德川家康》并提，大概也因为在大部分人心里，司马光这部书，讲的就是谋略吧？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德川家康》和《资治通鉴》的谋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能算是小儿科罢了。家康那些生存技巧，我们在《资治通鉴》里面可以读到更多更了不得的例子，便是丰臣秀吉闻名日本的“位攻”战术，和《资治通鉴》里面记录的那些战术大师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还是柏杨说的对，《资治通鉴》被锁闭在文言里面，影响不广，可惜了。
不过，《资治通鉴》绝对不仅仅是讲谋略的书，虽然司马光私下的意思，确实也希望这书能给皇帝提供一点谋略上的参考，但更重要的，书里面传达的还是两千年间绵阳不绝的传统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治通鉴》和《明朝那些事儿》有点类似，二者都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历史著作，惟一的不同，是当年明月写得太过浅显，而《资治通鉴》对历史的叙述、对人物的刻画，都要生动和深刻得多。
最近我正在读《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而且还真的存了一点点把这书和当年明月的写作比较一番的意思。其实早就有人说过，当年明月写明朝，基本上遵循的就是“纪事本末”的套路讲故事，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就宏大多了，不但故事都在，而且所有故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一目了然。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读《明朝那些事儿》的话，大概很少会有人动心去读《资治通鉴》，即便是白话版，而在读了《资治通鉴》之后，读者恐怕就再也不会满足于当年明月的叙述了。
最后絮叨两句，《资治通鉴》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自然是中华书局的校点版，不过我猜没有很多人有耐心读完20大册文言文的。至于白话版么，柏杨的译本自然最出名，不过把校尉翻译成警备队司令，水军大都督翻译成海军总司令，总是让人觉得别扭。我现在读的，是台湾学者黄锦鋐主持、二十七位台湾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合译的白话全译本，清浅好读之外，文字古雅，与原文的气韵颇为相合，是读起来最舒服的地方。当然，如果有耐心的话，我还是觉得，直接去读文言文，是最好的。柏杨之外的另一种<通鉴>读法(图)
《广州日报》（2008年12月6号） 作者：一泓秋水
白话文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中国文化在上世纪末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文言文产生了很大隔阂。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简化字的普遍实施，读者对于古籍的阅读能力更是直线下降。一个鲜明的事例是，近年来，许多图书馆都发出了“古籍整理人才匮乏”的声音。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能够直接阅读古籍和文言文的读者与上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大量减少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获取信息途径的增多，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人时间相对很宝贵，而非经专业训练就难以尽得奇妙的文言文让人望而生畏。由黄锦鋐主编，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似可为古籍的“再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资治通鉴》的译本就出现了多种。但是，有的译文纯粹是出自现代人的眼光，很通俗，也很有逻辑性，但是没有文采。有的译本，译者喜欢发些感慨，评论是非。诸如柏杨先生就是如此。对于这种评论的得失，读者可以自行评判。但是，《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的做法也不失为良策：每页都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既解决了阅读原典时因文字古朴带来的困难，又直接接触到了原典。对于司马光自己的评论，本书在段落中刻意标明。此外，每一辑前增加了本辑所设计的朝代世袭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阅读时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助手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而成。黄锦鋐先生等二十余人，花费三年时间翻译此书，时间上虽然没那么长，人力却是更多。在我看来，本书最具特色的是文言文与现代汉语每一页的严格对应。这种做法为读者搭建了通往历史的桥梁，不仅让读者毫无困难的进入了司马光的历史，而且可以增强文言文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原书文字即达300万字，再加上500万字的现代汉语，因此，本书的规模较大。但是，对于那些诚心希望吸收历史经验，“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读者而言，读完本书并不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资治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结构，书中有些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易看出。如果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参照，必有更多的收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加入了大量的“臣光曰”，而富有批判精神的柏杨，在翻译时也夹杂了自己的“私货”，他甚至将自己阅读《资治通鉴》的感想结集成《柏杨曰》。两“曰”相距千年，历史的沧桑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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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文世界第一部白话全译本。台湾著名学人黄锦主编，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学者合译。译文贴近原著，尽得信达雅之要义。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紧贴原著，逐字逐译，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一个“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以拙御巧，看似笨工夫，实为巧办法。
全书文言加上译文凡八百万言，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按朝代分为七辑，陆续推出。
《资治通鉴》之名，众人皆知，但研读者比之于《史记》要少很多，考其缘由，一者当数其编年体例，初读似乎有烦琐之嫌；二来其洋洋三百万言，规模远比五十万言的《史记》巨大，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此二者，细考之实乃《资治通鉴》的过人之处：编年体能将复杂之史实条分细缕，读之能追根溯源，其源头、发展、高潮、结局方能一清二楚；《资治通鉴》叙述了1362年的中国历史，如此泱泱大国的千年历史浓缩于三百万言之中，能清晰明了已属大为不易，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对这段历史有所解。如不能用心将其一一读来，则只有将时间浪费在市面上大为泛滥的所谓的中国通史之上了，所欲其何，就要看读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了。
该版本最大的特点有三：一为译文考究，此点在出版前言中有详细说明；二为文白对照，“白话语译”乃弘扬传统文化之急需，但断不可以之取代典籍之原文。文言在对宇宙人生之直观和对历史命运之体认上具有简约精准之美，此为白话文所无法企及。因而“白话语译”只能是一座桥梁，意在让现在的读者能通过这一桥梁而直接接近原典，所谓“得鱼忘筌”者是也。因而我们在编排形式上，尽量做到文白对照，既能得白话文之通俗易懂，又不失文言文之典雅深沉。在版式上，一页之内上排原文下排白话文，一一对照，使原文和白话文皆能保持阅读的连贯性。三为全书的分辑安排，编者考虑到大多数读者可能存在的对《资治通鉴》的畏惧心理，将八百万字的规模按朝代分成七辑，每辑大致百余万字，相对而言阅读起来要轻松许多，且以朝代为分辑原则，既保留了原文的完整性，又可以视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