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大臣。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1]
正统十一年（1446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明英宗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额森）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早年政途
《明史》记载，于谦七岁时，有位僧人认为其奇特，称他为“日后能够挽救时局的宰相”。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上奏对答时，言谈博雅流畅，宣宗为之倾听。顾佐担任都御史时，对属僚往往非常严厉，却惟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朱高煦谋反时，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谦口头列数朱高煦罪状。于谦严词正气严切，厉声威严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发抖，称罪该万死。宣宗对此十分满意。大军班师后，于谦得赏与各位大臣相同[1][2]。
治理地方事务
于谦随后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获得昭雪鸣冤的囚犯达数百人。于谦并上书奏报在陕西各处欺压百姓的各级低级文武官吏，宣宗并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谦能够托付大任，正值当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抚，于是宣宗亲自写上于谦名字交予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3]。于谦抵达官所后，就轻装骑马全面视察其管辖的各地，寻访父老乡亲，巡查各需需要重建与革除之处，并据实上疏奏请。稍有水旱灾害，他就上报请救，一年中多达数次[4]。
于谦莅任后，体察民情，勤于建言。正统六年（1440年），他上疏称：
“
现在河南、山西积蓄的谷物各有几百万。请求在每年的三月，命各府州县上报缺少粮食的贫穷家庭，按一定份额支取供给。先用菽秫，再用黍麦，然后用稻谷。等地秋收后再偿还给官府，而免除那些多病和贫困不能偿还的人。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预备粮没有备足的，不许他离任。此外仍命御史按时稽查。[5]
”
英宗诏令施行其建议。当时，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不时有决口出现。于谦命令加厚修筑堤坝，按里程设立亭，每亭设立亭长，负责督促修筑维护，并命令种树凿井，以方便旅人。当时大同孤零零地隔离于塞外，负责按察山西的官员无法按时抵达，于谦遂上疏另外设立御史管理，始为大同巡抚建制。此外，他还建议全部强取边疆官员私自开垦的田地为官屯，用其资助边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处传播，太行一带的盗贼都纷纷避开藏匿。于谦任职九年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禄。[6][7]
英宗初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谦。于谦所奏请的内容，上午呈报下午就获批复许可，此均为三杨所主持。而于谦每次到京师议事，均是空着口袋，各权贵不能没有怨恨。三杨陆续去世后，太监王振开始干政，恰逢有姓名与于谦相似的御史曾得罪过王振。于谦入朝时，举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意图，于是弹劾于谦因长期不升迁而怨恨，擅自举荐他人代替自己。奏折下交到三司审查，于谦被判处死罪，关在狱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误，于谦因此得以释放，贬官为大理寺少卿[8][9]。
于谦被贬期间，山东、河南的官员百姓数千人均上疏请求留用他，而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钟铉也附同此议，英宗于是又命于谦再任巡抚。当时，山东、陕西因受灾，流亡至河南的饥民就有二十多万，于谦请求调发河南府、怀庆府所积蓄的粟米赈灾，并上奏请求命时任布政使的年富采取安民之策，给予土地供给耕牛、谷种，并派里长监督检查。于谦在地方任职前后十九年，每逢父母丧事，都在回家治丧后随即被起用再任[10]。
临危受命
参见：土木堡之变及明朝午门血案
《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吃紧，于谦被召入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亲征。明朝兵部尚书邝野与于谦均极力劝阻，英宗不听。邝野只能跟随英宗亲征处理军务，而留下于谦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军大败并主力丧尽[11]。在得知英宗被俘后，京师大为震惊，百官不知该如何。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称其观星象有变，应当向南迁都避敌。于谦听后，高声厉喝道：“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移将大势而去。难道没看见宋朝南迁的历史么？”郕王听后称是，于是留守策略始定[12]。
然而，明朝京师的精锐部队均在土木堡阵亡，所余的疲惫不堪的残军不足十万，人心恐慌，官员百姓都没有坚守的信心。于谦请求郕王发布檄文集合顺天府、应天府、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应天府各地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当即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13]。
在一边筹画备战方略同时，明朝廷臣呼吁严惩土木之变祸首王振及其余党的行动也开展。一日，郕王朱祁钰摄朝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当死，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14]。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15]
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16]。
北京保卫
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军又逼近，明朝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国君。郕王听后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臣等实在是忧虑国家，并非为了私人打算。”郕王于是接受此议[17]。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为明景帝。于谦入朝对答陈述京师防卫策略，他激动地哭泣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我大明，长驱直入到南方。所以请求朝廷命令各边防驻守大臣协力防守阻击。京城军队的武器几乎用尽，应当马上各分道募集部队，并命工部修理武器盔甲。此外，亦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𫐄、张仪、雷通分别带兵防守京城九门，并在外城安置兵营。请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与到保卫事宜，将靠近城郭的居民迁入城内。通州积攒的粮食，可命官军自己到关上支取，将剩余的粟米换成金钱，不要留下资助敌军。文臣如轩𫐐等，可胜任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等，宜任命为将领元帅。至于军队事务，臣亲自担当，若不能奏效，则请治臣的罪。[18][19]”
景帝听后深表赞同，并于次月敕令于谦为提督，统领各路兵马[20]。
此时，也先挟持英宗攻破紫荆关直驱而入，窥视京师。石亨建议收拢军队，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使得敌军疲困。于谦则称不可，认为此举使得蒙古更加轻视明军。他于是命各将领将二十二万部队分兵在京师九门城外排开阵势：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而于谦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外，直对正北而来的也先大军[21]。此外，他还将兵部事宜交给兵部侍郎吴宁，悉数关闭全部城门，并亲自督战[22]。为了保持战斗士气，于谦下达了著名的军战连坐法：“
临阵对敌时，将领不顾军队临阵脱逃的，斩杀那个将领。部队不顾将领先行退却的，后队的士兵斩杀前面的撤逃者。[23] ”
于是，将士知道撤逃必定会死，于是均受命效力。随后，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仪门北面击退敌军，生擒蒙古首领一名。景帝十分高兴，命令于谦挑选精兵在教场屯兵以便调用，并命令内臣兴安、李永昌和于谦一同管理军务[24]。
起初，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明的太监喜宁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25]。
十月十一日，京师保卫战开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谦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总兵范广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发反攻，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亡[26]。瓦剌军不得已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只能引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外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兴中流矢阵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寿援兵赶到，蒙古大军撤退。此后两军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英宗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谦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至此，蒙古撤出关外，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27]。
之后明廷论功行赏，于谦加封为少保，总管军务。于谦则称：“四面边境的战事很多，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哪里敢邀功请赏呢！”并坚持辞去加赏，景帝不予批准。之后，于谦请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备蒙古部队再次南侵[28]。
瓦剌求和与英宗南返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万全，景帝敕命范广担任总兵官进行抵御。不久蒙古撤军，于谦请求在居庸关驻兵，蒙古来则出关剿杀，敌退则从京师补给粮草。大同参将许贵奏报，北方有三个人到镇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讲和[29]。于谦则反对道：“以前派遣指挥季铎、岳谦前去，但是也先却随之入侵。又派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去，没有看见上皇只能返回。现今看来，和谈已经很明显不可行了。何况我们与蒙古有不共戴天之仇，从情理上讲，本就不能讲和。万一讲和而对方索求无度，那依从他则会受损，不依从则会发生变故，情势所看，也不能够讲和。许贵身为武将，却懦弱害怕成这样，又凭何抵抗敌军，按法令应当诛杀。[30]”
景帝遂发公文严厉指责。至此边关将领人人都主张作战防御，没有再敢建议议和的[31]。
除了坚持防御外，于谦还设计离间蒙古内部势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镇作为要挟，这类计谋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监喜宁。于谦遂密令镇守大同的武将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宁并诛杀；此外，他还设计叫王伟引诱并杀死间谍小田儿[32]。他还使用离间计，请求特赦忠勇伯把台家，许愿给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划。至此，也先开始有送还英宗的想法，并派遣使者讲和，京城渐渐放松了严防[33]。于谦此时上奏请求告诫各地仍然加强城防，以防患未然[34]。
到了八月，朱祁镇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议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钰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朕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当时被推举，实在是出于你们的意思。”于谦听后委婉地称：“天位已经确定，难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只是从道义上应当马上迎接罢了。万一对方果真心怀欺骗，我们就有口实了。”景帝听后随即改变脸色，称：“听你的，听你的。”于是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前去，终于迎接英宗返回[35]，此举是有于谦的功劳[36]。
改革军制与平定民变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请求入朝进贡。在此之前，进贡使者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这个数字却达到三千多人，每当赏赐不满足他们要求后，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时，蒙古又派三千使者来朝，于谦遂请在居庸关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后再宴请他们。他还称，这种议和难以依靠，于是分条呈上安定边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请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的总兵官增修防御设备。此外建立团营制度，即将原京城部队分属的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统一管理，并选拔精锐部队十五万，分成十营组织训练。瓦剌入朝进贡，每次都要带一千俘获的人口到来。于谦每次均上奏酬报使者，前后得以赎还的累积达几百人[37]。
早在永乐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谦于是请遣散这些人。趁西南有战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选他们的精锐骑兵，给他们丰厚钱粮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们妻儿，使得内患逐渐解除。当时，杨洪从独石入关守卫，关外八座城池都弃给敌军。于谦遂派都督孙安以轻骑兵出龙门关而占领，并招募百姓屯田，一边作战一边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复。贵州苗民叛变还未平定，何文渊建议废除两个土司，专设都司，并派大将镇守。于谦反对称，废除土司即等同放弃此地，争论方止。虽然战事渐渐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谦仍认为国耻未报，恰逢也先与脱脱不花相争，他请求趁机调兵，亲自征讨报仇，以解除边疆祸患。但没有得到景帝批准[38]。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正值北方蒙古势力大增；南方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独自策划。军马倥偬，战事变化无常，而于谦总能口述奏章，并完全符合当时情况。其属僚官吏接受成命后，互相对视，均被其才能感到钦佩惊讶。此外，于谦号令明确细致，即使勋爵宿将有细微过失不符合法令，也会马上请求下旨严厉斥责。于谦的一纸法令传至万里之外，无不令人戒惧肃然。他的才识胆量敏捷细致，当时无人可比。而他仍为臣忠诚、忧虑国家而忘我。英宗虽返，于谦却不称自己功劳。东宫改换后，景帝命兼属两宫的官员支取两份俸禄。各位大臣虽都推辞，但只有于谦一再拒绝。他为人奉行节俭，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风雨。景帝于是在西华门赐大宅给他，他推辞道：“国家危难，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乐？”并坚决推辞，但景帝没有批准。于是，他取出此前所赐予的玺书、衣袍、银锭之类，全部加盖封存，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39]。
夺门之变及获罪
于谦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张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会悄悄询问他的意见。于谦亦根据实情回答，无所隐瞒，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谦，即使被任用却比不上于谦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刚撤军后，都御史罗通就弹劾于谦所呈的功劳簿不符合事实。有御史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虽然事后于谦援引祖制说服，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争辩，但进言的人仍不停地罗列罪名打击于谦。每次御史上奏弹劾，均赖景帝排除众议坚持任用，使得他能够全力安排布置兵事[40]。
但是，于谦性格本就刚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抚胸叹息道：“这一腔热血，到底洒在什么地方！”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他内心颇生鄙夷之情，于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终不主张议和，虽然此举最后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称不悦。此外，徐珵因建议南迁而被于谦斥责。从此改名为徐有贞，逐渐升官任用，对于谦之恨咬牙切齿。石亨本是因违法削职，于谦请求宽恕并重用他，任十营总兵，但因畏惧于谦不敢放纵，也不喜欢他。德胜门之胜，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于冕推辞，景帝不许，此时于谦称：“国家多事，臣子从道义上讲不该顾及私人恩情。况且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提拔隐居人才、军中低级将领、或有助于军队国家的人，却偏偏举荐臣的儿子，能得到公众议论的认同么？臣对于军功，极力推托却仍侥幸得官，却决不敢让儿子滥冒功劳。”石亨听后，大为愤怒。此外，都督张𫐄因为征讨苗民违法，被于谦弹劾，其和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谦[41]。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谦犯谋逆罪，判处死刑[42]。王文不能承受诬陷，极力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授意罢了，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奏章呈上后，英宗还犹豫地说：“于谦确实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道：“不杀死于谦，那么我们此举就师出无名了。”英宗遂下定决心，同年改元为天顺，以谋逆罪，杀于谦于集市[43]。判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44]。当时遂溪教谕吾豫称于谦罪当诛族，于谦所荐举的各个武大臣并应连坐被诛。此外，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满朝官员欲求得宠者，都以于谦之事为口实[45]。
身后
锦衣卫登记没收他的财产时，家里没有多余财物，只有正室的大锁很坚固。打开一看，只是皇上赐给的蟒衣、剑器。他去世后，指挥朵儿，本是曹吉祥部下，用酒祭祀于谦行刑之地，悲痛哭泣。曹吉祥发怒而揍打他，次日后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收敛其尸体埋葬。第二年，归葬在杭州[46]。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事，当听闻后哀伤叹气数日，英宗之后亦感到后悔[47]。
于谦死后，石亨党羽陈汝言代替担任兵部尚书一职。不到一年后就被举发身败，积藏的赃物达数万白银。英宗召集大臣进去察看，悲哀严肃地称：“于谦在景泰年间得宠信，死去时却无余产，陈汝言为什么却又这么多？”石亨低下头不能回答。不久，明朝边关警报再起，英宗忧形于色。恭顺侯吴谨侍候英宗，语出讥讽的进言道：“假使于谦还在，应当不会让盗贼成此气候。”英宗对此无言以对[48]。这一年中，徐有贞被石亨中伤，被戍金齿。又过了几年，曹石之变事发，石亨也被关入监狱得死，曹吉祥因谋反被处罚族诛，于谦的冤屈最终得以昭雪[49]。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鸣冤，宪宗亲自审理，并下诏予以平反[50]：
“
正当国家多难之际，保卫社稷避免灾祸，只有于公能够坚持公道持节，但却被群权贵奸臣所嫉害。先帝在时已知其冤，而朕心中着实哀悯他的忠诚。[51]
”
弘治二年，经给事中孙需进言，孝宗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钦赐“在墓建祠”，题为“旌功”，设春秋两祭。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万历年间，明神宗改授谥号为“忠肃”。在此后的数百年中，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祀他的事情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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