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先秦墨迹
作者：待考
创作时间：春秋晚期
尺寸：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现藏地：山西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盟誓遗址的发掘 “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 璜、瑗、玦、珑、璋、 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年代推断和研究现状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有4种不同的意见:①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 496），盟书的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②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③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④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子自立后的遗物。
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内容分作5类：①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②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③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④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⑤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其意义如下：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研究侯马盟书可以使今人获得多种新知，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汇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政治斗争、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形态三大方面，帮助我们深刻而生动地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
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通观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晋国赵氏等六卿内争演化为四卿并立直至三家分晋，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浪花，但就是在这一暂短历史环节上，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在政治斗争领域就出现了波谲云诡、变诈迭出的惊世场面。赵鞅作为晋国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他为赵氏崛起，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为了索要卫贡500家，他根本无视晋君受命就擅杀亦是赵姓支族的邯郸午，激起邯郸赵氏的武装反抗。采用暴力成为他惟一凭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贵族权要的凶残本性。为了增强实力，他广事结纳，联络本宗，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鞅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入晋国。盟誓中还可笑地诅咒敌方使之受祸害，以求精神上的强势，平衡内心。在赵鞅（当然他的对手也一样）之流的当权者看来同阵营之人的生命财产都等同鸿毛，下层百姓奴隶更视如草芥，故这些人的一切都应为其政治权利的夺取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不仅在当时上有周天子，下有晋君的传统权利下是大逆不道、专权擅政的事，亦说明“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礼崩乐坏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拿人不当人，毫无人道可言牎难怪稍后的孟子慨叹“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激愤地呼吁“善战者服上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爱人”等仁政思想，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是多么有进步意义了。事实上，不管赵鞅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从私利出发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赵氏等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内部再起纷争，拼杀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就是显例。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实现的，中国人民以所经历的深重灾难为社会文明发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历史不可忘却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经济实力。赵鞅所在的晋国，平公时就“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语）晋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强，公室卑”。顷公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强，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史记·魏世家》等），可见六卿对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夺。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赵氏，导因便是索要卫贡500家。这500家同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指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剥削收入所支出，战时就可能化为军队和装备。是故，文献多有上层斗争中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知道其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鲜明地见出赵鞅在政治争斗中维护本族经济利益，贪婪占有、搜刮民众财富的胃口之大，而这正是为确保其取胜的基本经济实力。联系到赵鞅在决胜的铁之战时颁布对“克敌者”赏赐财产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经济利益的争夺贯穿了始终。正是由于赵鞅采取了经济赏赐和对民众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励了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范氏、中行氏，形成晋四卿（赵、魏、韩、智）并立的局面。盟书中所谓委质类内容，即参盟人将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来表其忠诚，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劳动人手、土地、财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质财富为本钱参与赵鞅集团的斗争。总之，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斗争双方的兴亡，这是从侯马盟书研究中可以洞若观火的事实。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也可以考察其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变化。在春秋末，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过的。孔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告诫正针对其时“诚信”扫地，欺诈百姓的现实状况，帛书《老子》云：“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在盟书诅辞中就载有一个叫“无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韩子，暗中与中行寅勾结而受到诅咒的事例，可见其时统治者内部毫无信义可言。正是由于道德沦丧，出现了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类来约束结盟之人，以凝聚人心，巩固内部，古人云“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谷梁传·隐公八年》）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很明显，这种道德观念上的沦落裂变，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大量侯马盟书就是这一时代剧烈变革的确凿实证材料。
从盟书中反映参盟人表白诚信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还说明其时尚存有远古遗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观念占据人们的头脑。不过在赵鞅的时代，鬼神观念只是一种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软约束。盟书中强调参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担保，才是最强有力的保证，是硬约束。这又说明鬼神观念服务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这已同殷商时代动辄卜筮，凡事遵从神意的状况大不同，是故产生有郑国子产所言“国之兴，听于民；国之亡，听于神”的信念。在赵鞅时代，鬼神观念开始动摇，这与社会意识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轻天”观念转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委质类的75件、纳室类58件、诅咒类仅4件、卜筮类3件，鲜明地，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这类与超现实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可见，“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这反映了社会意识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有了相应的进步。
另外，对侯马盟书还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写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实物材料；还可以从文字学、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多侧面进一步探讨。侯马盟书遗址面积很大，未发掘出土的资料一定还有很多，相信日后将会有更丰富的珍贵材料发现。进一步对之进行科学研究，便会对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说对这里大批珍贵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今日研究晋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谈，将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创获，尚有待于同行及后人。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作者：待考
创作时间：春秋晚期
尺寸：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现藏地：山西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盟誓遗址的发掘 “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 璜、瑗、玦、珑、璋、 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年代推断和研究现状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有4种不同的意见:①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 496），盟书的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②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③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④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子自立后的遗物。
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内容分作5类：①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②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③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④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⑤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其意义如下：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研究侯马盟书可以使今人获得多种新知，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汇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政治斗争、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形态三大方面，帮助我们深刻而生动地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
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通观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晋国赵氏等六卿内争演化为四卿并立直至三家分晋，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浪花，但就是在这一暂短历史环节上，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在政治斗争领域就出现了波谲云诡、变诈迭出的惊世场面。赵鞅作为晋国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他为赵氏崛起，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为了索要卫贡500家，他根本无视晋君受命就擅杀亦是赵姓支族的邯郸午，激起邯郸赵氏的武装反抗。采用暴力成为他惟一凭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贵族权要的凶残本性。为了增强实力，他广事结纳，联络本宗，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鞅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入晋国。盟誓中还可笑地诅咒敌方使之受祸害，以求精神上的强势，平衡内心。在赵鞅（当然他的对手也一样）之流的当权者看来同阵营之人的生命财产都等同鸿毛，下层百姓奴隶更视如草芥，故这些人的一切都应为其政治权利的夺取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不仅在当时上有周天子，下有晋君的传统权利下是大逆不道、专权擅政的事，亦说明“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礼崩乐坏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拿人不当人，毫无人道可言牎难怪稍后的孟子慨叹“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激愤地呼吁“善战者服上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爱人”等仁政思想，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是多么有进步意义了。事实上，不管赵鞅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从私利出发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赵氏等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内部再起纷争，拼杀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就是显例。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实现的，中国人民以所经历的深重灾难为社会文明发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历史不可忘却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经济实力。赵鞅所在的晋国，平公时就“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语）晋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强，公室卑”。顷公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强，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史记·魏世家》等），可见六卿对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夺。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赵氏，导因便是索要卫贡500家。这500家同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指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剥削收入所支出，战时就可能化为军队和装备。是故，文献多有上层斗争中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知道其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鲜明地见出赵鞅在政治争斗中维护本族经济利益，贪婪占有、搜刮民众财富的胃口之大，而这正是为确保其取胜的基本经济实力。联系到赵鞅在决胜的铁之战时颁布对“克敌者”赏赐财产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经济利益的争夺贯穿了始终。正是由于赵鞅采取了经济赏赐和对民众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励了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范氏、中行氏，形成晋四卿（赵、魏、韩、智）并立的局面。盟书中所谓委质类内容，即参盟人将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来表其忠诚，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劳动人手、土地、财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质财富为本钱参与赵鞅集团的斗争。总之，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斗争双方的兴亡，这是从侯马盟书研究中可以洞若观火的事实。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也可以考察其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变化。在春秋末，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过的。孔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告诫正针对其时“诚信”扫地，欺诈百姓的现实状况，帛书《老子》云：“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在盟书诅辞中就载有一个叫“无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韩子，暗中与中行寅勾结而受到诅咒的事例，可见其时统治者内部毫无信义可言。正是由于道德沦丧，出现了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类来约束结盟之人，以凝聚人心，巩固内部，古人云“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谷梁传·隐公八年》）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很明显，这种道德观念上的沦落裂变，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大量侯马盟书就是这一时代剧烈变革的确凿实证材料。
从盟书中反映参盟人表白诚信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还说明其时尚存有远古遗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观念占据人们的头脑。不过在赵鞅的时代，鬼神观念只是一种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软约束。盟书中强调参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担保，才是最强有力的保证，是硬约束。这又说明鬼神观念服务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这已同殷商时代动辄卜筮，凡事遵从神意的状况大不同，是故产生有郑国子产所言“国之兴，听于民；国之亡，听于神”的信念。在赵鞅时代，鬼神观念开始动摇，这与社会意识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轻天”观念转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委质类的75件、纳室类58件、诅咒类仅4件、卜筮类3件，鲜明地，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这类与超现实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可见，“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这反映了社会意识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有了相应的进步。
另外，对侯马盟书还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写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实物材料；还可以从文字学、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多侧面进一步探讨。侯马盟书遗址面积很大，未发掘出土的资料一定还有很多，相信日后将会有更丰富的珍贵材料发现。进一步对之进行科学研究，便会对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说对这里大批珍贵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今日研究晋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谈，将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创获，尚有待于同行及后人。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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