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是民间对“先贤”孔子表示尊敬仰慕和追思的一种纪念活动。孔庙存在的目的就是祭祀孔子，因此，在历史上祭孔活动成为了孔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礼记》中的记载，早在周朝时期，每年都要按四季祭奠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不过当时所谓的先师，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凡是对教育有贡献的，并已经过世的教师，都是师生祭祀的对象。
后来，由于孔子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很高，影响非常深远，所以释奠的主要对象逐渐成为孔子。
孔子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国国君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
后来，逐步发展成“释奠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献牲、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
之后，祭孔活动经历了许多变革，其总体趋势是活动规模越来越多，越来越隆重。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国，以太牢祭祀孔子，被认为是帝王祭孔的开始。
汉元帝刘奭时期，征召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帝师，封关内侯，号褒成君，赐食邑八百户，以税收按时祭祀孔子。这是封孔子子孙为侯，以奉祀孔子的开始，也是第一次为祭祀孔子而设立的专项费用。
29年，汉光武帝派遣大司空宋宏到曲阜阙里祭祀孔子，这是帝王派遣特使祭孔的开始。
在此之前，所有的祭孔典礼都在曲阜孔庙举行，直至公元59年，汉明帝在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和孔子，开启了在学校中祭孔的先河，祭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被认为是第一次全国性祭孔活动的开始。
公元72年，汉明帝亲赴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被认为是祭孔有配享的开始。
自汉代以后，祭孔活动延续不断，规模也逐步提升。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祭孔时使用了原本仅限于古代天子用的64人的“八佾之舞”。
宋代时，祭祀孔子又使用了文武舞之制，文舞生64人，武舞生64人，合计128人。从此，孔子祭典一般都采用帝王礼制。
明清时期祭孔活动达到顶峰，被称为“国之大典”。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之后，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并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1906年，清光绪帝将祭孔大典升格为大祀，与祭天、祭地、祭先祖并重。祭孔用大祀礼，文庙按九楹三阶五陛制建造，乐用《八佾》，增《武舞》。祀日皇帝亲行释奠，并且行三跪九叩跪拜礼。
疾控活动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祭祀活动，具有非常多的仪式规定。
祭孔大典主要包括乐、歌、舞、礼四种形式，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的，所有礼仪要求“必丰、必洁、必诚、必敬”。
祭孔大典中的乐舞表演，继承了上古时代汉民族祭祀天地和庆祝丰收与战功的原始舞蹈形式，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庙堂祭祀乐舞，有“闻乐知德，观舞澄心，识礼明仁，礼正乐垂，中和位育”的称谓，是唯一保留下来的汉民族舞蹈，具有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在祭祀孔子的历史过程中，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乐舞艺术。祭孔乐舞的内容以颂扬孔子生前的业绩为主，是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其乐源于孔子所推崇的“韶”舞源于自“夏”，诗来自隋代牛弘、蔡徽的创作。乐曲八音齐全，古朴纯正、典雅悠扬、金声玉振。
舞生以龠为舞具，舞姿刚劲舒展，具有雕塑之美。乐生演奏的乐器有古筝、笙、笛、箫、编钟、编磬等。
祭孔礼仪场面宏大，古朴娴静，而庄严肃穆的祭孔气氛与金碧辉煌的大成殿，更形成了完美的艺术统一。
祭孔乐舞以其平和的曲调，适中的节奏，典雅的歌词，谦恭的舞步，凸现出我国古代雅乐博大精深的思想意蕴，用庄严恢宏的感人气势以及和谐的艺术风格，集中展示了孔子及儒家倡导的“仁”、“和谐”以及“礼让”的人文价值。
大典用的音乐和舞蹈等集中表现了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涵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思想，具有较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祭孔的最重要议程是三献礼，主祭人要先整衣冠、洗手后才能到孔子香案前上香鞠躬，鞠躬作揖时男的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女的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所谓的三献分为初献、亚献和终献。
初献帛爵，帛是黄色的丝绸，爵指仿古的酒杯，由正献官将帛爵供奉到香案后，主祭人宣读并供奉祭文，而后全体参祭人员对孔子像五鞠躬，齐诵《孔子赞》。
亚献和终献都是献香献酒，分别由亚献官和终献官将香和酒供奉在香案上，程序和初献相当。
后来的祭孔大典又分为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在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是音乐新，在原有乐谱的基础上，重新制作了开城、祭孔的音乐，引入了交响乐等表现形式，意在达到磅礴大气、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其次是舞蹈新，大典参照《中国历代孔庙雅乐》等有关文献图谱，对祭孔乐舞进行了重新编排，使其更具感染力。
再者是服饰新，演出使用的明代服装和道具经过重新设计制作，准确体现了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加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
从孔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传承的轨迹，孔庙在兴建之处，儒学的传播还处于萌芽的状态。汉初虽然已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由于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争战，以及其后三国、魏晋、南北朝绵延数百年的社会分裂动荡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使儒家学术很难取得“独尊”的地位。
但在这一时期，儒学积极吸收其他学派的成分，用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到隋唐时期天下一统的局面形成，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家学派所阐发的精神与学术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儒家文化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使大规模兴建孔庙与长期传播儒家文化成为可能。
宋元明清各朝沿袭“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不断以尊崇的谥号封赠孔子，对孔庙建筑的规格一再提高，都表明了对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肯定。
随着祭祀的孔庙的意义提高，后来除曲阜孔庙外，自北朝开始在全国有关郡县设立文庙学宫，文庙学宫从此有了“学校”的功能。
这一重要功能对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从唐代至清末，庙学不分，规制有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左学右庙，还有中庙左右学、中庙周学等。
庙学合一的体制使历代儒士文人在这里接受了儒学的熏陶，尊经读经即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各个时期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学人。
自隋唐以后，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庙则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
通过各种文献可以看出，当时孔庙祭祀操纵于国家，其目的在于厉行教化，即“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孔庙祀孔表明国家厉行教化的根本内涵是孔子之道，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化的礼制秩序。子。
孔庙祭孔典礼复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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