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明懿安皇后死事之谜
按:参编过一本《明清大案疑案录》,写了几十篇,发出来向大家请教,
懿安皇后张氏是明熹宗朱由校的皇后。天启时,魏忠贤专权,张皇后深为不满,为此屡遭阉党陷害。天启七年(1627)六月,熹宗病倒,随着他病情日渐加重,京城中纷纷传言魏忠贤即将纂位,张皇后对此十分忧虑。为防魏党对熹宗暗下毒手,她衣不解带,日夜守候在熹宗病榻前,每逢进药,必先亲口尝尝。到七月底,眼见熹宗的病无望好转,张皇后开始担心皇位的继承问题。一天,她趁魏忠贤不在,偷偷问熹宗在他百年之后,帝位何人继承。熹宗当即表示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并接受张皇后的建议,立刻召见了信王,强自支撑着对他说:“我弟将来一定会成为像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朱由检听后,非常恐慌地跪倒在地,口称万死。熹宗淡然一笑,挥手让他平身坐下,又嘱咐他好好照顾嫂子。
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驾崩。魏忠贤派人威胁张皇后,欲阻止信王继承皇位,遭到她坚决拒绝。她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活着只不过等死罢了!不从命而死,尚有颜面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由于熹宗生前有遗言让信王继承皇位,张皇后当即发出懿旨,令司礼监召信王入继大统。二十四日,朱由检即位,即崇祯帝。至此,张皇后才放下心来。崇祯帝鉴于张皇后在他即位问题上出力不小,特上尊号为懿安皇后,将他奉养于宫中。这位饱经坎坷与磨难的皇后本来到此就可安心养老了,然而他的丈夫明熹宗早已将大明的最后一点儿元气戕毁殆尽,无论崇祯帝如何努力,烂摊子也难以收拾。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他的皇后周氏自杀于宫中,这时仍在宫中养老的懿安皇后却下落不明,成为明清鼎革之际的一大谜案。
明季清初的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懿安皇后的下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迎降说。这是流传最广和最早的传闻。赵士锦《甲申纪事》称“相传懿安皇后出迎并献金银,后不知下落”。
(二)化妆出走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甲寅之变》称崇祯帝派人到懿安皇后住所,劝她自裁,仓卒中未能到达。懿安皇后趁宫中大乱,用青衣蒙头,徒步走入成国公府第。此说后被张岱《石匮书后集》和计六奇《明季北略》袭用。谈迁《国榷》也主此说。
(三)为“贼”俘获说。谈迁《国榷》中引杨士聪语称懿安皇后“为贼所得,盖受刑追银也”。俞樾《壶东漫录》引王源《居业堂集》称懿安皇后被俘后立即被杀。该书称颖上高泽生对王源说,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为义军将领,攻克北京后王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了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四)被人义救后自缢说。对于救懿安皇后之人,说法有三:一为李岩。吴梅村《绥寇纪略·通城击》称李岩“尝以大义脱懿安皇后于厄,而俾之从容自死”。龚鼎孳《圣后坚贞记》、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彭孙贻《平寇志》卷九,王宏《山志》二集卷九、王用章《甲申日记》等书在记述时仅有个别细节不同,但均有李岩保护其从容自尽的内容。二是刘宗敏。谈迁《北游录·纪闻》引内侍赵璞的说法,称“懿安皇后被难,谓伪将军刘宗敏曰:国母也,毋自辱。送归外戚张氏,张氏母同懿安皇后投环死”。三通称为“贼”,可见于《国榷》卷一百,“贼搜成国公家,得懿安皇后,令肩舆送归太康侯张氏家”。
(五)宫中自缢说。贺宿《懿安事略》主此说。他据宦官王永寿的说法称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中也记载他听王永寿谈到懿安皇后自缢于宫中事。周同谷《霜猿集》则称“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明史·后妃传二》则表达得比较含混,“李自成陷都城,后自缢,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命合葬熹宗陵”。
上述诸说歧异之处颇多,今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赵士锦《甲申纪事》一书中虽出于耳闻目睹,但其当时遭义军关押,不能四处探访,所记未必确切。“迎降说”只是传闻,当时已有人反驳。贺宿在《懿安事略》中说他读《甲申纪事》诸书时,对其中记载的懿安皇后事非常怀疑。他认为懿安皇后“严正有丈夫气”,不可能临难而苟活,故于顺治十七年(1660)抵京时,遇见旧时宫中内侍王永寿,向其询问事情真相,方得知迎降者系熹宗之任贵妃所为。任氏为魏忠贤养女,聪明美貌,后入宫。李自成率部攻陷北京后,宫中大乱,懿安皇后闻变自缢,而任氏盛妆出迎,称自己乃天启皇后,当即被义军带走。后在义军仓卒撤退时,她挟金宝逃脱,与京中无赖少年私奔至数百里外,因二人均不善谋生,所携财物耗尽后,她无奈之下又告诉别人自己乃先朝皇后,乡人立即禀报地方官,被押送至京城,后被赐死。王永寿曾受命在一旁辨认。此事言之凿凿,足可证明迎降说之误。赵士锦虽然误记,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他被拘押于大顺军中,只听到懿安出迎的传闻,却未听说她被李岩或刘宗敏义救的传闻。如果义救说属实,在当时必然会广泛传播,因此这一误记恰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义救说。
从现存史料看,懿安皇后被人义救后送归母家自缢及李岩保护其自缢诸说,均系后来追记,其实不少记述者也对此说有所怀疑,如彭孙贻作《平寇志》》采用李岩送归说,但却将贺宿《懿安事略》附于后面,以待将来作史者考证。谈迁更是如此。他作《北游录》时采用了刘宗敏义救说,但到作《国榷》时却不再指明具体为何人,只是通称“贼”。王永寿到顺治十七年(1660)对贺宿谈懿安皇后下落时,应能听到关于此事的各种传闻,但他只是以自己目睹其死来否定出迎说,却未提及义救说,也足可反映义救说流行并不广。有人甚至认为李岩义救说来自不可信的《新编剿闯小说》,辗转传抄后,影响日益扩大。
此外为“贼”俘获说的两种说法仅是孤证,难以考辩,其中王大本仅见于上书,尉氏县方志中也未记载,不知其详。“化妆出走说”仅是传闻,孟森先生曾作详细辨正,并不可信,在宫中管事太监王永寿口述史料面前该说无须再辩。说到这里,或许有人又会提出内侍赵璞之说,此说仅见于谈迁所记,难以为凭。
总之,在关于懿安皇后下落的诸种说法中,当以贺宿和纳兰性德所记王永寿亲见其自缢于宫中说最为可信。对于懿安皇后尸体的处理,《明史》、《清史稿》及王先谦《东华录》均称顺治元年合葬于熹宗之德陵,此说是否确切,只有待来日打开德陵地宫方能确定。
对懿安皇后下落之所以会出现前述多种说法,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顺军破城之时,崇祯及周皇后自缢,宫中极度混乱,据陈济生《再生纪略》称当时外人对宫内事芒然不知,直到有宫女逃出问路,方知宫中之变,而后仅见崇祯帝与周后尸体陈出,人们未见懿安皇后尸体,加上任妃冒名出迎,故而引起众多传闻。二是由于懿安皇后在反对阉党及后来崇祯即位、诛灭客、魏等大事中的功绩,颇受当时士大夫称道。他们不能相信出迎说,又不愿相信懿安皇后被贼俘获后受辱,于是杜撰出了义救说,其中当以《剿闯小史》为代表,杜撰了李岩之义举。宦官赵璞很可能未听说过李岩之名(因为李岩本身就可能子虚乌有),于是选择了为人熟知且地位更高的刘宗敏。再后来纪昀参考诸种史书,以小说的形式,搀入神怪之说,称懿安皇后于宫中自杀未遂,险遭玷污,危急时刻李岩挺身而出,保护其缢死宫中。这里纪昀很可能是为了故事情节的曲折化和趣味化,方才写入李岩,并称青衣蒙头外出者仅为一宫女。《国榷》、《平寇志》的作者谈迁、彭孙贻虽沿袭义救说,但对其最终下落却存疑,虽有所考虑,但未加以考辩,义救说的误传便始终未能澄清。
清朝
"孝庄下嫁"之谜
满蒙联姻是清王朝的既定国策,所以清后宫多为蒙族女子。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也为蒙古族。她嫁给皇太极时年仅13岁。后来,皇太极病逝,其子顺治继位,孝庄被尊为太后。相传她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与握有兵权的小叔子多尔衮关系暧昧,故后人有“太后下嫁”之说。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这是史学专家一直有争议的清初疑案之一。
中国史学会会长、明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认为,虽然满族曾有“妻后嫂”、“妻后母”(即兄长死后弟娶其嫂,甚至父亲死后,子娶其父之配偶。)的习俗,但入关后,满人的习俗也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而改变。从满族入关后的文献中看,没有继续沿袭这一习俗的记载。
持太后下嫁多尔衮观点的人,大都以明朝遗臣张煌言所作的诗为证据:“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对于张煌言的诗,冯先生指出,30年代著名学者孟森先生就有说法:“不能据此孤证为论定”。
此外,有专家认为,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上看,“太后下嫁”一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另从时间等逻辑顺序上分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因而一系列关于孝庄皇太后的电视剧大多采用了“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这一观点。
“太后下嫁”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史学界部分专家认为,太后下嫁多尔衮并非空穴来风,按照清代的丧葬习俗,孝庄死后应该与顺治的父亲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孝庄要求单独葬在北京孝陵附近,有悖清朝礼仪。部分专家认为,这种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做法实际上暗示,下嫁多尔衮的孝庄皇太后自觉无脸见清太宗皇太极。至于现存档案没有太后下嫁的相关记载,亦不足服人。因为清代自康熙开始,受汉化极深,对满族原始资料之有违儒家传统的地方,做了大量删改和毁弃。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篡改历史的高手。清宫档案没有记载,与此不无关系。比如,清《东华录》记载:顺治八年二月已亥,顺治诏书称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而《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同处却不见这一记载。《东华录》是著名的清代资料长篇,可信度极高。《实录》不载此事,很可能故意隐讳。多尔衮到内宫干什么?答案不难猜测。
多尔衮大权在握,对皇位早已垂涎三尺。只是由于他当年与豪格对峙,退而在诸王大会上倡立福临,才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军政大权,但他认为大清的江山是他一手打下的,结果却让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扫荡了妨碍他获得皇位的各路政敌,对孝庄母子步步进逼,孝庄只得以柔克刚,隐忍、退让以委曲求全。她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乃至“皇父摄政王”。最后,不得不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这才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多尔衮觊觎皇位的野心。化解了孝庄母子的危机。否则,难以解释“皇父”的称谓,因为顺治并不是白痴,他应该懂得这一称谓的含义。
太后是否下嫁仍是历史疑案
史料记载多尔衮并不缺少年轻貌美的宠姬。尽管孝庄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并没有丝毫消退。他经常发怔忡之症,有一次他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帅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14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的儿子如此对待,聪明的孝庄不会无动于衷。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未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甚至对多尔衮掘墓鞭尸,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由此可见,孝庄母子对多尔衮的恨有多深。孝庄和多尔衮之间的所谓“爱情”,恐怕只能是文学家们的戏说。
当然,凭借部分史料,也不能推断太后就一定下嫁了多尔衮。历史是一门科学,没有确凿的证据仍然不能妄下定论。因此,我们说,孝庄是否下嫁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
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
据说天台寺有一蜡制的僧装顺治像,头戴宝冠,身披黄袍,面目骨架与顺治画像十分相似。而康熙多次到天台山拜祭,或赐匾额,或赐金帛,证明天台山确为顺治出家之所(《清捭类钞》)。传说在杭州西湖罗汉堂塑像中,有一黄冠黄袍的罗汉,即为顺治,是康熙南巡时塑造的。而且顺治出家,王公大臣都知道。有人说,顺治皇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出走,而忌辰推迟到正月初七才宣布,是密令寻找,未能找到才发丧(《白话野史大观》)。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顺治十七年八月,贵妃董鄂氏病逝。数月后,顺治遁入五台山,皈依佛门。董妃即冒辟疆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婉,于明朝弘光末年,被掠到北京,入宫后,赐姓董鄂氏,专宠于皇帝。冒辟疆惧祸,作《影梅庵忆语》,假说小宛已死。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在《清凉山赞佛》四诗中,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之句,并用双成典故等,将董字嵌入其中,令人感觉蹊跷。
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八月病逝,年仅22岁。顺治下令“辍朝五日。”又破例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并加谥后“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敬皇后”。还亲自撰写“董鄂妃行状”的祭文,又命大学士金之俊写了《孝献皇后传》。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亦非空穴来风。据说埋葬于清东陵孝陵中的是空棺,而没有福临的遗体。有人考证,满洲有火葬旧俗,清太宗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都为火葬。孝陵中不仅有埋葬顺治遗物的衣冠冢,其中还有顺治的宝宫(骨灰坛)。但由于顺治火化不见于《清实录》记载,故引起人们的怀疑。
顺治笃信佛教,与当时名僧玉林琇、木陈忞、玄水杲等都有来往。据说其火化仪式也是由佛家名僧茆溪森主持。顺治曾对木陈忞说“联于财产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党亦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北游集》)并在西山慈善寺题壁诗云“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董鄂妃死后,顺治决意披缁山林,请玉林琇的大凝子茆溪森为自己举行净发仪式。玉林琇闻讯赶来,命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茆溪森,才使顺治答应蓄发(《续指目录》)。而顺治虽出家未遂,却得了“行痴”的法名。据载,为顺治以顺治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在董鄂妃仙逝后,心灰意冷而入空门,亦符合多情天子的性格。
与传说相反,正史则记载顺治因病而逝。《平圃杂记》对此亦有详细记述:顺治十七年底,福临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福临死于养心殿。
顺治从宣布生病到死亡,不过三四天,且只有24岁;又因以上种种疑点,而使顺治出家的故事愈传愈广,成为千古奇闻。
雍正之谜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祯
清世宗,名爱新觉罗· 胤祯(公元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病死后继位,为清代入关第3帝。在位13年,传说为侠女吕四娘报家仇所暗杀,终年58岁;一说为正常死亡,葬于河北泰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8岁时随康熙出关北巡,10岁时出猎封为贝子,32岁时又晋封为雍亲王。康熙死后,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
说到雍正的即位,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谜,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雍正皇帝串通隆科多,篡改诏书,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得即大统。但这种说法显然是谣传。其原因如下:一,清代的传位诏书是由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一边是满文,另一边是汉文,即使汉文可以修改,但满文是由字母拼成,无从修改。二,清代对皇子的称呼一般都要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因此在传位诏书上如果是传位给十四子那么就应写成,传位皇十四子,如果这样写,那么就不存在将十字改成于字的可能了。
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要传位给雍正皇帝呢?一些学者认为康熙选择雍正主要有两点。首先,雍正在康熙晚年时政绩卓著,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其次,康熙皇帝是一代圣主,但在晚年有些过于仁慈,使得官场中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康熙皇帝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大清江山,他要挑一位能彻底整顿吏制的皇子来即位,这样以铁面无私而著称的皇四子就走入了老皇帝的视线。另外,雍正皇帝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并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选择了雍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也可以说雍正的即位还沾了孩子的光。因此,雍正篡位的谣言,应该是他的政敌刻意制造的,并没有历史依据。
雍正继位后,严厉镇压了曾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将允题长期幽禁,将兄弟允祀.允唐害死,贬斥了康熙的亲信,并且借故禁锢杀害了隆科多和年大大,为了对付政敌和仇人,他实行特务统治,还与绿林侠客创造出一种暗杀利器,称为血滴子。暗杀时,把血滴子往被害者头上一罩,拨动机关,头颅就被割落于囊中,再用化骨药水化成血水。
雍正在位期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等措施,平定了青海和硕特部贵族的叛乱,反击了准葛尔部贵族的骚扰,与沙俄订立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中俄恰克图界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同时雍正大兴文字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竭力强化君主专制。
雍正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雍正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为人冷峻,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雍正以前,满族统治者没有确定的传位定例,所以在努尔哈赤和康熙死后,两次引起皇位之争,雍正吸取这一教训,认为立皇子是国家大计,与一般的政治不同,不能由大臣议定,应由皇帝独断,但如公开立一皇子,又将引起兄弟的明争暗斗,惹出祸来,所以,他决定将自己选定皇太子的诏书,在生前写好,密封藏在锦匣里,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皇帝死后,由总管太监取出,当众宣读。
雍正十三年(1735年)8月23日,太监见雍正到黄昏还没有起床,也不见帐内有什么响动,便起疑惑,忙去禀告皇后。据说,皇后赶来揭开龙帐一看,雍正已经暴死于床上。其中真相,宫内一直讳莫如深,不敢声张,后来才渐渐透露出来。原来,雍正在位时,浙江有一个隐居不肯做官的文人叫吕留良,著有许多著作。他死后,有人告发他的著作有反清思想,雍正下令将其剖棺戮尸;著作焚毁,子孙和族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到黑龙江;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学有一身武艺,她事先得知朝廷灭她家族,便奉着老母逃离家乡,隐姓埋名,浪迹江湖。立志要报此家仇。七年后的一天晚上,她翻进圆明园宫内,潜入皇帝卧室,将雍正刺杀于龙床之上。
有人依据《起居手册》雍正、乾隆两朝《实录》和《清史稿》,认为雍正遇刺纯属传说,实际上雍正是积劳成疾而病死,属于正常死亡。
雍正死后庙号为世宗宪皇帝,史称雍正皇帝。
乾隆身世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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