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的事例：
一、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天下闻名，但她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她一生获得各种奖金10次，各种奖章16枚，各种名誉头衔117个，却全不在意。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忽然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
于是惊讶地说“居里夫人，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二、莱特兄弟
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地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后，兄弟两人名扬全球。 虽然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把声名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工作，不写自传，不参加无意义的宴会，也从不接待新闻记者。
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哥哥维尔伯发表讲话，维尔伯回答说：“先生，你知道吗，鹦鹉喜欢叫得呱呱响，但是它却怎么也飞不高。”
三、钱钟书
有人用钱策动钱钟书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概括起来说就是：头脑、笔和骨气。
四、王扶
王扶年少时重视节操品行的培养，客居在琅琊郡不其县（今山东省青岛市），所到之处，百姓都为他的德行所感化。琅琊相张宗亲自登门拜见王扶，邀请他出来做官，王扶没有答应，张宗想强行征召他，于是王扶就归隐乡里。张宗接连邀请，王扶坚持说自己病了，卧床不起。
太傅邓禹听说王扶贤能，征召他做官，王扶也没有前往。明帝永平（57年—75年）初年，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推荐王扶，说：“王扶七十岁了，性情恬然淡泊，所住的地方，乡里的人被他所感化，他修身养性正义之事，应该在朝廷有位置。”
于是，明帝下诏征召王扶，特地赐给他置办行装的费用，到达朝廷后又授予王扶议郎的官职。上朝参见明帝时，王扶小心谨慎，好像不能说话，然而性情沉着正直，不可用不合道义的事情来冒犯他。永平中，临邑侯刘复写《汉德颂》盛赞王扶为“名臣”。
五、许由
相传在尧帝时期有一个贤者，名叫许由，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很受族人崇敬。尧帝曾多次向他请教，后来想把君位传给他。而他认为自己德才不如虞舜，严词拒绝了尧帝，并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坦荡无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首先，是一心为公，淡泊名利。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荐他做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但他执意不肯，而强调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 “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避免会议可能出现的僵局，确保会议成功。会后，他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的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其次，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在中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处在党内斗争漩涡之中的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总是忍辱负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各种误解，甚至是恶意中伤，他报以忍受和缄默，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他组织实施反冒进受到错误批评时，尽管心情很沉闷，但仍然努力忘却所受的屈辱，带领周围同志团结奋斗，勤奋工作，以尽量减少思想路线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上下交困，怨言颇多，为顾全大局，即使有些问题不是他的责任，他也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起来，以求大家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自己处境十分艰难，仍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怀。他一方面以血肉之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苦周旋，苦撑危局，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第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曾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他一生最好评价。为了民族的解放，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处险从容。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日理万机，三更未眠五更起，紧张、不知疲倦在工作。1972年，身患癌症的他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累了只能扶着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会睡着”！1976年，弥留之际的他从昏迷中醒来，便对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他投身革命的大半个世纪里，倾心血于人民，尽赤胆于祖国，唯独没有自己。他真正地成为世人钦羡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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