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稿基本就是照抄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吧，张廷玉的明史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尤其是前半部分，和首辅传特别像。王世贞是局中人，而且可以说是跟张居正分属不同的集团，一个是当朝首辅权相，一个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两个集团的人应该说历来都不是很和谐，加上王世贞这人文人气特别重，喜欢针砭时弊，把所谓文人的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在明朝那个集权的时代，无论谁当权都不必然能重用他，张江陵后来对他也是弃置不用的，所以王世贞很明显是跟张居正有私人恩怨，他对张居正的改革成效和业绩倒的确是写了的，不过我很怀疑可能有些人读了明史之后，大约会把张江陵定位在“权臣”上吧……张居正是明朝中兴的重要政治家。据史料记载，他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人称“救时宰相”，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生前身后毁誉悬殊。张居正所生存的历史年代其实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也就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时由于大明帝国长期的安定，使得君王们都不问政事，沉浸于自己的癖好，嘉靖对长生不老的祈求;隆庆对美色的沉迷。当帝王们 抛离政事时，权力的真空就有各色人等的投机专营。 大明帝国君王权力真空被历史上的不健全心态和性格的太监所投机得手。就是这个刘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我们讲政治这种东西简直是瘟神，谁沾边谁就没有好下场，但是瘟神最可怕的是要掀起腥风血雨搞得天下苍生不得安宁。当政治为性格和心态不健全的太监所控制时，那就更表现其可怕的一面。就是这个刘瑾把个大明江山搞得天昏地暗。再加上后来还有过政治野心家严嵩，更是对君权皇权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践踏，最倒霉的是一些忠良之士和异己官员，酷刑杀头可谓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历史境况下，你想大明帝国还能好到哪里去，可谓民不聊生、官不自保。但是上天还没有到要灭亡大明王朝的境地。这架已经破败的马车还没有到散架的时候，还要让它继续苟延残喘。在皇权清醒过来的时候刘瑾、严嵩这样的瘟神最终也被送到了地狱。留下来的是千疮百孔的局面。好在历史不缺少能办事会做事的能臣干吏，这些人找到了历史的机遇当然会想方设法的留名千古，但是正因为是在前面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侥幸残存下来的能臣们，当然深深领悟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因此他们的不乱反正是在尽力保护自己的境况下做些努力罢了，一旦发现上下矛盾开始指向自己时他们所想到的是尽力全身而退，至少能保全性命和最起码的财产。 所以徐阶、高拱的不乱反正是不会改变时弊的。是历史的无奈将张居正推上了权力斗争和政治改革的漩流中心。当时历史选择张居正有其必然性，是上下权力解剖分析得出的最好的结果，当然里面张居正本人的不懈努力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张居正不是一个一步就踏上权力顶峰的能臣。在踏上首辅宝座之前，他已经在权力中心摸爬滚打了好多年，更重要的是此人深藏不露，懂得时机的等待。所以在没问鼎权力顶峰之前此人已经练就了政治斗争的套路：权衡之术、用人之术、上下之术、行事之术......更为重要的是此人有众口一词的好口碑，作为皇上的老师他得到了皇权的真正掌控者皇太后的赏识，得到了内相冯保的好感。 上台之初就遇到了官员俸禄无法发放的问题，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他完全可以将难题退给皇太后，以其名义解决首难。但是，此人是毕竟有雄伟大志，想有翻宏大作为的能臣。他借此机会强行推行了折木清算的方法。这一举措引起了整个官场的反感，上到皇亲国戚，下到薪金阶层，都对其进行了猛烈评击。尤其是政敌借机发难，搞得被动不堪。好在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皇太后的鼎力支持，才没出什么大乱。但是对于皇族他也及时采取了妥协之法。这一点既反映了他对于政治斗争的择时而动、以退为进的灵活性，又表明其对于铁腕之下的柔弱性。 可以讲，折木清算的基本成功，使其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信心来源于皇权的支持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政友的支持。决心来源于自己成功的喜悦、对皇权的感恩戴德和自己固有的雄心壮志。 以下的籽粒归田、国债追缴、清算田亩、税关整顿和一条鞭法的实施。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极大收获的。 正是因为张居正的铁腕政治才使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相。可以讲张居正是明王朝的中兴之臣，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能臣干吏。他的功绩丰富了中国封建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官员精神。张居正死后，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张四维、申时行的“反戈一击”。冯保企图让退休礼部尚书潘晟出任内阁首辅，让张居正作为遗言向皇帝提出，皇帝接受了。事情十分蹊跷，由于张四维、申时行策动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迹，而没有成功，因为张、申二人不想受制于人。后来言官们对冯保的弹劾，也是张四维、申时行导演的。他们虽然是张居正的亲信，但是对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操切”，有所不满，希望在他们执政的时期，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可以稍安人心。皇帝与内阁在对待张居正问题上，态度如此合拍，预示着新的政治动向：张居正时代已经悄然落幕！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确实难以低估。假如张居正、冯保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其他人要想改变万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张、冯二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一死一去，皇帝挣脱了钳制他的大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抨击张居正，政治形势剧烈动荡。皇帝关于查抄张府的圣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一些清醒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曾被张居正打压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几句公道话。他批评皇帝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手足无措，形成政治后遗症。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原任礼部尚书，后来升任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和赵锦一样，都算不上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复”时，他和同僚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受到张的谴责，被迫辞职。张死后，他重新起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不计前嫌，写信给主持抄家的丘橓，对官场的世态炎凉，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在他掌权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他死了以后，“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都不是实情。《明史·于慎行传》提到这封信，给予八个字的评论：“词极恳切，时论韪之。”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讲这样的大实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张居正的悲剧，无疑是一桩冤案。天启二年，熹宗皇帝给张居正平反；崇祯三年，思宗皇帝给张居正的后人平反。为什么？因为大明王朝行将就木，为了挽救颓势，朝廷需要张居正那样的铁腕首相再度出来，力挽狂澜。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启迪良多，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海瑞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在海瑞看来，张居正善于为国家谋划，不善于为自身考虑。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精彩点评。《明实录》讲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时，也这样说：“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人们当然希望政治家“工于谋国”，并不希望他们“拙于谋身”；希望他们“功在社稷”，并不希望他们“过在身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拙于谋身”或“过在身家”呢？确实值得深长思之，这也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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